1929年朱湄筠在天津

谁是密信的送达者？

第一个送信的人选，是当时正在香港的郭增恺夫人。郭增恺先生是著名抗日将领杨虎城旧部，曾任西北军高级参议，思想要求进步，靠近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前因爱国和对蒋介石不抵抗的政策发表过激愤之言，所以遭到戴笠军统特务的逮捕，又被蒋介石下令囚禁在南京军人监狱。

周恩来和郭增恺先生的结识，即为1936年冬天。那时张、杨两将军发动的兵谏已经打响，周恩来受张、杨两将军的电邀，专程从延安飞往西安。此时郭增恺已经出狱，由于宋美龄和宋子文要一起到西安来从中斡旋，所以想起被蒋介石和戴笠羁押在南京的郭增恺。在这种情况下由宋美龄出面保释，郭增恺得以随行返回西安。也在这一时期，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也结识了郭增恺的夫人。现在周恩来忽然想起给张学良转送信件，必要一位身份合适的人才可胜任。而和张氏有旧的郭增恺早已作古，但其夫人仍在香港。在周恩来看来，如此重要的信件，必请一位既与周恩来稔熟，又和张学良有交往的人士来充任，郭增恺夫人恰好具备这两个条件，同时她又有去台湾探亲的便利条件。所以，中央有关部门便通过相关渠道准备和郭增恺夫人取得联系，以促成此信的安全送达。遗憾的是，当时的郭夫人不在香港，而远去英伦医病，所以周恩来希望请郭增恺夫人充任信件传递人的想法便不得不搁下来。

但是，诸多史料均对郭增恺夫人充当周总理信使一事，有所记载。其中有人甚至还把郭增恺夫人代转周恩来密信的情节加以虚构，写成小说公开发表。虚构的故事颇具传奇性:郭增恺夫人在接受中央有关部门的委托以后，亲自来北京面见周恩来，并把周恩来的亲笔信悄悄从北京带回香港。为了顺利进入戒备森严的台湾，郭增恺夫人将周恩来总理的密信小心密藏在一只精致的口红盒内，然后她以探亲作为赴台的理由，搭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飞往台北。她到台北以后，了解到张学良和赵一荻已皈依基督教，每星期三必到士林地区的凯歌教堂听周联华牧师讲解《圣经》。所以，郭夫人就在一个下着霏霏细雨的上午，装扮成基督教友，从而混进了士林教堂。在那里她故意和张学良、赵一荻同坐在一排椅子上。在彼此默然听讲《圣经》时，郭夫人把那支口红塞给了身边的赵一荻。从而把周总理的密信顺利送到张学良的手中。

最近经过采访当事人和查阅相当档案资料，终于搞清当年周恩来写信和转信的详情。毋庸讳言，周恩来的亲笔信确已安全送到张学良的手里，然而，郭增恺夫人既然不是这封信的真正传递人，那么，又是谁把周恩来这封重要密信送到张学良的手中呢？她就是朱湄筠女士。

周恩来反复斟酌写下16字密信

中央有关部门把朱湄筠女士在香港定居的近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遂同意中央负责台情工作的部门，直接派人去香港，设法与朱湄筠取得联系。

行前，朱启钤先生(前北洋政府高官，时任中央文史馆馆员，朱湄筠的生父)，已向有关部门提供了他的亲笔信和朱湄筠女士在港地址。当朱湄筠获悉周恩来总理有与张学良通信的动念后，十分感动。她虽然身居香港，却对祖国大陆寄予深情，特别是乃父朱启钤晚年在京多受周恩来和政府的厚遇，尤让朱湄筠感激不已。朱湄筠的许多亲友都在台湾。所以她当即答应一定遵照周总理指示，亲自前往台湾转交密信。这时，周恩来才动笔写了一封经过深思熟虑的信件。周恩来用毛笔在雪白信笺上只写下16个饱含深意的字:

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

在这封既无收信人名号，也没有地址的信上，周恩来总理鉴于当时台湾当局对张学良严加监禁的情势，他本人也没有任何署名。但是，由于张学良从前多次和周恩来有过书函往来，所以他肯定熟悉周恩来那风格特殊的毛笔字。经过周恩来反复思考推敲写下的16个字，其深切含意相信定会让幽禁中的张学良既感受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本人对他的关怀，同时也会鼓舞张学良在艰难环境中的斗志。

周恩来考虑到张氏家族在大陆的成员，数十年来也无时不思念在台羁押的张学良。尤其是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和虽不同母但感情至深的海军副司令员张学思，也都对可望而不可即的大哥日思夜想。于是周恩来决定张学铭和张学思也可给大哥各写信一封，一并通过在香港的朱湄筠女士秘密送往台湾。

三封密信终于辗转送到台湾

朱湄筠接到这三封信件以后，把它们小心密封在一只精致糖果盒的底层，然后正式向台湾方面申请赴台探亲。当时台湾当局对香港居民赴台探亲也同样采取了严格的审查制度，意在担心有少数“匪谍”潜入台岛。由于进岛的人数控制严格，申请探亲者至少要有两人以上作保，方可办理手续。尽管如此，朱湄筠仍在台湾亲友们的鼎力帮助下，于1962年4月，得以从香港飞入台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