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邓小平的“三落三起”，也折射出了毛泽东晚年的矛盾心态。他原计划“文化大革命”斗一年、批一年、改一年三年结束，结果引发天下大乱，迟迟不能收场。等到1975年，周恩来查出膀胱癌之后，毛泽东内心已经认定这个烂摊子只有邓小平出来才能收拾得了。但他又担心邓小平对“文革”秋后算账，好在邓小平比毛泽东有灵活性，此前已上书毛泽东表示“永不翻案”。这正中毛泽东的下怀，博得了毛泽东的信任，此后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三项整顿”为纲之后，毛泽东又生疑虑。1976年初，明确地指示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开个会，给“文化大革命”作结论，定调为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实际是给邓小平最后一个表现机会，看邓小平到底站在哪一边。毛泽东最关心的就是他的身后——百年之后。这个事情长话短说，背景就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否定了斯大林。万国景仰的国际共运领袖、万民欢呼的“二战”救星，一夜之间就被翻了个个儿，这件事对毛泽东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使他开始过多地考虑“百年之后”。直接后果是庐山会议，间接后果就是“文化大革命”。有的学者把“文革”完全归罪于毛泽东好斗的个人性格，认为不斗争不足以显示其个人权威和价值，只有天下大乱，才需要中流砥柱，“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这种看法，显然片面化和简单化了。但无论何种解释，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即“文革”从一开始，就在中央高层受到了多数人的质疑。当然，邓小平更不肯接受毛泽东关于“文革”三七开的评价，他只能婉言拒绝。他的灵活性是有底线的，让他给“文革”做三七开的结论，他坚决不干。他说，我6年赋闲，下放江西，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个事情由我来做不合适。由此导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但恰恰是邓小平，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最先对毛泽东做出了“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客观评价。邓小平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

邓小平的意思是，正像功劳归于集体领导一样，错误也人人有份，只是程度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