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毛泽东的晚年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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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毛泽东在中共十大主席台上
毛泽东晚年总结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这个说法版本众多,我引征的是出自叶剑英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1976年6月,重病中的毛泽东在病榻上召见华国锋、张春桥、江青等政治局委员,讲了这么一段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是可以论定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跟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这就是典型的毛泽东的文风。我们简单解读一下这段话——毛泽东的临终遗言或者叫政治交代。第一件事,所谓立功,他充满自信,毋庸置疑,无可辩驳。第二件事,所谓立德,即通过“文化大革命”来追寻天下大同的理想,要成为当今圣人。但是毛泽东显然已经感觉到这个事搞砸了,只是性格使然,硬着头皮顶住,这符合毛泽东的性格。“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也大致如此,一旦发动起来了,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尽管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刘少奇,刘以辞职为条件,企图劝阻“文革”的深入与扩大,但都无济于事。真正给了他当头棒喝的是1971年“9.13”林彪叛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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