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离开成都几日后，在当地报纸的一处极不惹眼的地方上刊出一则名为：“廖家骏启事”的遗失启事。启事的内容是：“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枚，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这则看似再普通不过的启事传递的却是极不普通的信息。登启事的那位“廖家骏”便是陈云，这则启事的内容是陈云出发之前与周恩来商量好的，启事内容也是根据事先约好的暗号来写的，以此来向党中央传递自己已经冲出重围，安全到达成都的信息。
来到重庆后，为了安全起见，陈云安排席懋昭在旅馆里等着，自己带着刘伯承的另一封信，几经寻访终于在一个药铺找到了刘伯承的弟弟刘叔禹，随后便在刘叔禹家安顿下来。刘伯承的母亲对陈云嘘寒问暖，全家热情地招待了陈云。十几天后，刘叔禹为陈云买好去上海的船票，送陈云到朝天门码头上船。陈云告别了刘伯承的弟弟和几十天来一直护送自己的战友席懋昭，只身前往上海。上船前，陈云紧紧地握着席懋昭的双手说：“懋昭同志，太感谢你了。这次路上太匆忙，等革命成功后我要再回到成都来，找你一起去看杜甫草堂！”席懋昭也笑着说：“好，我到时候一定在成都恭候。一路上请多多保重！”
汽笛长鸣，轮船缓缓东行，陈云心潮难平。新的艰巨任务正等着他去完成，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之行究竟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滚滚的江水犹如陈云此时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冒险恢复上海地下党的工作
1935年7月初，陈云几经周折终于抵达上海。他化名“李介生”秘密住进位于当时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新永安街的永安旅馆。
陈云这次回上海是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领导恢复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地下组织，同时设法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近况，尤其是遵义会议的情形。
陈云抵达上海后才发现，此时的上海已经与以前的情况大不相同。不仅白色恐怖更加严重，而且中共上海中央局接连遭到三次大的破坏，损失十分严重，一时间，难以接上关系。考虑到这种情况，陈云只好先去找老朋友章乃器。章乃器此时已是上海的一位知名人士了。他除了担任浙江实业银行的副总经理和沪江、光华大学的教授外，更重要的是，他以很大精力从事抗日救国运动，被誉为“中国左翼运动的理论家”。章乃器的二弟章郁庵曾任中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支部书记、上海店员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与陈云共同从事过工运斗争。而已改名为“章秋阳”的章郁庵，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的公开身份，继续从事秘密工作。
通过章乃器，陈云很快见到了章秋阳，并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章秋阳立即将陈云转移到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358弄尚贤坊21号自己家中。不料有一天，陈云与一位来找章秋阳的人不期而遇，这个人原来也是商务印书馆的党员，与陈云相识。为了安全起见，章秋阳马上安排陈云更换了住处，移至英租界山西北路老泰安里唐文云（章秋阳爱人）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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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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