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上午10时刚过，戈尔巴乔夫在小平同志的陪同下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时，表情显得有点紧张。他一边落座，一边打开随身带的手提箱。一支笔突然从箱内掉落在地，发出小小的响声。戈尔巴乔夫当场对这个小“闪失”显得有些尴尬，连忙弯下腰去捡起那支笔，定了定神后庄重地说：“我们政治局全体都赞同您那句著名的话”（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坐在这位曾震撼过世界的“传奇人物”身旁，戈尔巴乔夫的崇敬之情显而易见。他一直聚精会神地听老人家在讲，不时边听、边记、边点头，连连说：“对”，“是的”，“同意”，“完全赞同”。他偶尔也插插话，比如，当小平同志忆及三年前请人给他带口信时，他“幽默”了这么一句：“三大障碍”——三年时间，正好一年解决一个。当小平同志谈及对中俄、中苏关系一些问题的看法时，戈尔巴乔夫或者声称，苏方对此有不同意见，但今天不准备争论；或者表示，这些年没有白过，弄清楚了不少问题。看着坐在前面只有半米远的戈尔巴乔夫，我脑子里突然闪出了这么一句：在一位85岁高龄的长者跟前，一个58岁的“后生”毕恭毕敬！

面对俄中关系三四百年的风风雨雨和苏中关系三四十年的恩恩怨怨，戈尔巴乔夫讲了三层意思，对小平同志有关中俄、中苏关系的谈话做出了回应：一、对俄中、苏中关系中某些问题的成因，苏方有自己的看法；二、对两国间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所产生的某些问题，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三、同意过去的问题就讲到此为止。

应该说，戈尔巴乔夫这番话说得还是比较得体的。谈到中俄、中苏关系的历史时，小平同志虽然从负面角度点了“沙俄”、“苏联”的名，有些话说得还相当重，但戈尔巴乔夫没有进行争论。如前所述，他于1988年底曾向往访的钱其琛外长承担了苏方对苏中关系恶化的责任。但是，他这次当着小平同志的面说出了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我觉得，这显示出对改善两国关系的某种真诚愿望。

对于中国当时在政治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戈尔巴乔夫在公开场合采取了一种高姿态。他曾对记者说，对于中国内部的事情，他“不能充当裁判”。还说，中国有关各方正在进行对话，希望他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大约两年过后，一位曾经跟随戈尔巴乔夫到中国访问的苏联朋友在莫斯科对我说：戈尔巴乔夫到北京是去“朝见”邓小平的。他在内部曾说过，邓小平传奇的一生充满着智慧，在邓小平面前，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是个“小字辈”。

李鹏总理详细了解邓戈会见情况

邓戈会见一结束，我遵钱外长之嘱，去钓鱼台国宾馆向下午2时就要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会谈的李鹏总理汇报。李鹏总理一见面就告诉我，他已经知道，小平同志今天兴致很高，同戈尔巴乔夫谈了很长时间。他还说，老人家为了这次谈话，准备了好几年时间。

李鹏总理让我先扼要汇报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谈话的主要内容，之后再“细细地”讲小平同志是怎么说的，戈尔巴乔夫用俄语又是怎么讲的，还说：“最好采取对话的形式讲”。当我汇报到小平同志谈及俄、苏侵占中国领土，历史账讲完后一风吹，并对中苏大论战作出评价时，李鹏总理把小平同志所用的一些词、所说的一些话复述了几遍，有时还让我再重复一下。

当我汇报到戈尔巴乔夫说，对苏中关系过去的一些事情，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时，李鹏总理用俄语重复了好几遍，并问我ВИНА（过错）这个词，俄语说得是否很重？我答道：“这个词与汉语的‘咎’字差不多，‘过’、‘错’两层轻重意思都有。我觉得，戈尔巴乔夫刚才对小平同志这样说，话讲得还是比较重的。”

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其功过是非自有后人去评说。不过，他的中国之行顺应时代的潮流和中苏两国人民的愿望，完成了一项重大的历史使命，这在中苏关系史上“应当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钱其琛同志语）。但是，中苏关系正常化之所以能够得以实现，两国间新型关系之所以能够得以确立，主要应该归功于邓小平同志的英明决策和多年的不懈推动。这位伟人的这一历史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