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关于在中国问题上犯错误的话是这样说的：“我已经在一件这样的事情上做错了，这就是中国。当时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会取胜。你们看，我也会犯错误。”“对日战争结束时，我们曾要求中国同志就如何寻找与蒋介石达成临时协定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他们在口头上表示赞同，但实际上，当他们回去后，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行事：他们聚集力量，并进行出击。事实表明，他们对了，而我们错了。”

斯大林当面向中共认错

关于逼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问题，斯大林曾向中共中央领导人当面认错。研究者著文说：1949年12月16日正午，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当晚10时，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毛泽东。“斯大林一见到毛泽东便说，你真年轻，很健康。”毛泽东一方面很敬重斯大林，另一方面对斯大林在中国革命关键时刻指导上的失误很不满，所以情不由己地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这是一般的公理。

近年来解密的苏联相关档案，能帮助理清这个问题的历史真相：1949年6月28日，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苏。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第一次会见刘少奇时，基本上接受了中共中央向苏方提出的全面援助的请求。7月11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室，以苏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形式，会见刘少奇。参加会见的苏方人员，除斯大林外，还有在莫斯科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索科洛夫斯基；中共方面除刘少奇外，还有高岗、王稼祥、师哲。斯大林称赞刘少奇递交的报告写得“清晰、明了”，他本人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对报告本身没有什么不理解的问题。

刘少奇谦虚地说：“报告只涉及一些基本情况，并不完整，希望斯大林同志给予指示。”

斯大林马上说：“我什么时候给过指示？两个党是兄弟党，没有上、下等级之分，我怎么能下指示呢？”当刘少奇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发展情况时，斯大林插话，问：“在你们进行斗争中，我们是不是干扰过或者妨碍过你们？”刘少奇回答：“没有！但是当时毛泽东确实不打算去重庆，因为周恩来作为谈判代表就足够了。然而毛泽东到重庆后，结果是好的。”

斯大林说：“去重庆对毛泽东来说曾是很危险的，他可能被杀害。”接着，斯大林就以内疚和抱有歉意的语气，讲了下面这一大段话：“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我们不应该指责你们。你们中国同志太讲礼貌，总是责备自己。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无论如何都应当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向你们提出错误的建议。不过，如果我们犯了错误，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和改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