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先是问了陕西省的情况，接着作了指示，主要内容是：现在地方党政机构已经瘫痪，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要组成统一的“支左”领导机构，暂时把全省的工作管起来。要稳定形势，促进联合，抓好生产。军队的负责干部要和群众组织协商，做好群众组织的工作。让霍士廉、薛焰和其他一些省、市领导干部出来工作，一面接受批评，一面抓好生产。
说到霍士廉、薛焰等领导干部时，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能陷到任何一派那里去，陷到那里，不好工作。”
几天内受到周恩来三次接见，胡炜觉得总理的主要目的就是想统一驻陕部队(包括省军区、野战军、空军等)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统一地方和部队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齐心协力，一道做好群众组织的工作，以利于陕西省局势的稳定，迅速恢复生产。胡炜和参加接见的陕西省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对于总理的指示都表示拥护，并表示坚决贯彻落实。
在江青“文攻武卫”和王力、关锋“揪军内一小撮”社论的鼓动下，渐趋稳定的形势重新紧张。一造反派阴谋抢劫解放军武器库，周恩来向胡炜下命令：“你要派部队加以保护。必要时，可以开枪!”
胡炜军长所辖部队，是中央军委专门派赴陕西省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理所当然的要全力以赴投入此项工作。他们进驻陕西省以后，抽调大批干部、战士组成了几百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厂矿和一些企事业单位。同时，他们把西安交通大学等4所院校的学生集中起来，进行为期1个月的军训。这样，把学生稳定在校园里，减少了对社会的冲击和干扰。通过军训，也加深了学生和解放军指战员之间的沟通和了解，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感情。同时，由于陕西省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比较统一，工作得当，陕西省的形势很快就稳定了下来。
1967年5月下旬，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和胡炜奉命前往北京，向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工作。
5月24晚，周恩来在钓鱼台16号楼中央文革碰头会办公室接见了黄经耀、胡炜二人。同时参加接见的还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听取了黄经耀、胡炜二人的汇报后，周恩来感到很满意。他首先肯定了陕西省这一段的工作，指示他们要进一步做好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促使两派联合起来，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成果。他同时还特别指出：“资产阶级派性是很顽固的，你们要提高警惕，防止派性膨胀，防止形势出现反复。”
许多善良的同志都以为，陕西省就此可以风平浪静了，不管运动怎么搞，有野战军的一个军在陕西坐镇，至少不会出什么大的乱子。但他们没料到，不久后，江青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和王力、关锋为《红旗》杂志起草修改的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在神州大地又掀起了一股股恶浪。
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省造反派代表团时说：“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就不能放下!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的一个革命组织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叫作‘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我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文斗，坚决反对武斗，这是第一条。……但是还有第二条，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
第二天，《文汇报》披露了江青这个讲话的精神。这样，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好像听到了冲锋号，都打着“文攻武卫”的旗号招摇过市，武斗愈演愈烈，逐步升级。
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由王力、关锋等起草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社论说：“我们必须进一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王力、关锋起草的这篇社论，影响也十分恶劣。社论发表后，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纷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解放军，贴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大字报，冲击解放军军营，殴打部队干部战士，抢劫枪支弹药，甚至公然抢劫解放军的武器弹药库。
8月5日，也就是王力、关锋“揪军内一小撮”社论发表的第四天，西安市的街头就贴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大字报和大幅标语，赫然入目，耸人听闻。一派群众组织动员了数万人上街游行示威，在部队门前静坐。而与其对立的另一派群众组织也动员了数万人上街游行，并高喊口号：“反军乱军，绝无好下场!”
原本矛盾已经得到缓解的西安市两派群众组织，转瞬间就怒目而视，变得不共戴天，水火不容。两派的矛盾逐步激化，并最终于9月2日发生了一起较大规模的武斗事件。幸亏解放军官兵及时赶到武斗现场，才避免了更大的伤亡。
9月4日，设在西安市的军部总机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打来的，说总理要胡炜军长接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