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陈伯达

毛泽东的一句话，把王力和陈伯达忙得团团转，一面斟酌《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要不要作文字上的改动，一面考虑配发一篇社论。

一切均由毛泽东拍板：《五·一六通知》照原文公开发表，只把原文中“彭真同志”的“同志”两字删去；至于社论，毛泽东也意识到临时已赶不上，说“社论是来不及了，可以晚一天发表”。

江青建议附件不要公开发表，毛泽东同意了。

就这样，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７日，《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于《人民日报》。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８日，《红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发表。此文由四个“秀才”——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连夜赶写，经毛泽东修改、审定见报。

“中央文革”的成立经过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出世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

作为“中央文革”成员，王力是这样谈的：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通知》，在通知中写道：‘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这一天，《通知》刚通过，尚未印发，大会还没开完，文革小组名单还没确定。

“到了５月２６日左右，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才决定了文革小组成员名单。这有档案可查，这个名单还是不完全的，因为要每个大区有一个人参加，有的大区还没有提出人选。”

王力说，名单是陈伯达提名，经过常委批准后，报毛泽东主席的。江青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初的副组长只有三个，即江青、王任重、刘志坚。是江青提名张春桥为副组长。

据关锋告诉笔者，“中央文革”成员名单上，最初没有姚文元。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６日至１８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上海锦江饭店开成立会。因为当时毛泽东、江青都在上海，陈伯达、康生、关锋、戚本禹、尹达、谢镗忠、刘志坚等都从北京去上海开会。王力没有接到开会的通知，留在北京。据关锋回忆，刚开始时，姚文元没有参加会议。江青在会上提议增加姚文元为组员，陈伯达当即表示反对，说道：“姚文元不合适，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江青不悦道：“我请示一下主席。”翌日，江青在会上说请示过主席，于是，姚文元增加为中央文革成员。

王力说，上海会议结束之后，在６月２０日，他接到通知，得悉他是中央文革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