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組四秀才，左起：戚本禹、王力、關鋒和穆欣

参加起草《五·一六通知》

中国“阶级斗争”的风声日紧一日。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雄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敲响了“文革”的开场锣鼓。

彭真力图把姚文元文章所引起的关于《海瑞罢官》的争论，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１９６６年２月３日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集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即《二月提纲》。王力也出席了会议。

王力回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五人小组是在１９６４年就成立的，由彭真和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五人组成。这个小组一直叫‘五人小组’。可是，在《二月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时，觉得‘五人小组’这个名字不明确，是姚溱临时加上了‘文化革命’四字，变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现在有些文章把‘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说成在１９６４年就那么叫，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毛泽东不满于《二月提纲》，１９６６年３月底在上海跟康生谈话时多次批评了彭真。于是，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传达毛泽东指示，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当时，康生指定王力起草一个通知，以便发给全党。王力记得，他拟的《通知》只一句话，即：“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２日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这个《通知》经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讨论同意。

《通知》急送毛泽东，他不满意，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

于是，毛泽东指定陈伯达另行起草《通知》。

据陈伯达告诉笔者，他领会毛泽东所说《通知》“应是理论性的”，也就是从理论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纲》，“那是要我写一篇文章呀！”陈伯达当过多年的毛泽东政治秘书，颇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

陈伯达找王力一起来写这篇“大文章”，写出了初稿，据王力回忆，后来《通知》中“那些尖端的错误观点”，在初稿中没有。说《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那是康生加的。

康生认为光有《通知》还不够，应该搞一个附件，即《１９６５年９月到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这么一来，“文章”越做越大，决定成立一个起草小组，成员包括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陈亚丁，组长为陈伯达。

王力是附件的起草人之一，据王力回忆，“正件是毛主席主持起草和签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