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

薄一波同志谢世已一年了，但往事仍历历在目，我时时想起薄老领导中顾委的那段岁月。10年前，1997年3月3日，他写信给我，要我帮他写中顾委的回忆录。信中说：“《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的下卷(改革年代)，是全书中最重要也是最难写的一卷。其中‘中央顾问委员会的10年’(1982—1992)一章，你情况最为熟悉，请你多费心了。山上的工作班子选派曹雁行同志(中央档案馆研究员)全力协助你工作，稿子可由他执笔，但思路、材料、初稿的审改均由你负责。具体如何运作，由曹雁行同志与你商量。此事要花费你不少精力，请跟公安部有关领导通报一下，请机关给予支持。”遵照薄老吩咐，我随即去玉泉山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正当撰写初稿时，薄老改变想法，说这本书的下卷《改革年代》，不必援用《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中两卷写文章的体例，可采用史料编年的方法，把史实记录下来就可以了，回忆文章就不写了。于是我又回到公安部。

这些年，我总想，我在薄老领导下在顾委工作近10年，亲身经历了一些很受教益的事情。作为他的晚辈和部下，应该把所知道的情况写出来。现当纪念薄老诞辰100周年之际，撰写这篇回忆文章，以表达对薄老的深切怀念。

接受小平同志的重托

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根据邓小平的建议、经过两年多的酝酿才决定成立的。

1980年8月18日，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中央已经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考虑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再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过了差不多两年，1982年7月30日，小平同志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设立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干部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所以，我们需要顾问委员会来过渡。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过渡比较顺利。也许经过二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的话，就要10年。”

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由邓小平同志担任。由于小平同志当时还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很难顾及中顾委的日常工作，因此，根据小平同志的推荐，由薄一波同志任副主任，主持中顾委的日常工作。此前薄老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党组书记，工作任务十分繁重，正围绕计划与市场、经济发展速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财政、外贸、工业体制改革等重大课题，展开调查研究，进行综合试点。薄老回忆说：“就在我主持体改委工作不到半年的时候，有一天小平同志找我去谈话，告诉我中央已决定成立中顾委，将由他当主任，为了减轻负担，想要我去协助他主持日常工作，为此征询我的意见。我当即表示何意。认为这是中央的重托，有小平同志压阵，日常的事情可以由我们去办。这将是我继在晋冀鲁豫边区中央局之后，又一次直接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协助他工作。”

薄老深知小平同志建议成立顾问委员会的重大意义，也深知自己所肩负的重任，但当他接受这一任务时，并非为所有同志所理解。薄老回忆说：“对于退到二线，身边的工作人员并不是一开始都那么赞成。觉得我重新出来工作不到三年，精力尚好，耽误的时间还没有得到补偿，还可以在一线多工作一段时间。有位秘书，还特地把刘禹锡的《酬乐天咏老见示》抄来放在我的办公桌上。这首诗的后四句是：‘细思皆幸矣，下此便脩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向他们讲，退下来，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自觉选择，在二线工作，这是党的安排，不应当有别的想法。子女们也有他们的考虑，耽心我大半辈子忙惯了，一旦‘赋闲’，享不了‘养颐之福’，反而可能影响健康。我告诉他们，在有生之年，不论在位与否，都会为党的事业尽心尽力，忙中自得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