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越来越畅销、越来越火爆的小红书曾经轰动了东西方的思想文化界。建国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政治排位一直是“毛、刘、周（恩来）、朱（德）”，可是从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的排位从第二位降为第八位，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又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显然是针对刘少奇的。当时，许多人都非常关心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刘主席语录》的出版满足了海外众多人士的政治好奇心。人们从这两本语录的对照中来分析、思考、判断中国大陆两条路线的斗争。司马璐还给我看当时香港报刊上登载的中外报刊对《刘主席语录》的评价。例如香港《明报》1967年8月16日发表的司马长风的文章这样说：“一个朋友送来一本本港出版的《刘主席语录》，我觉得很好玩，就把‘毛语录’从书架上取下来，把两本语录比较了一番。”“越看越觉得，（刘）这个人有些可取之处。拿这本《刘主席语录》来说，其中有好些话非常通情达理。”用刘的一些话“来分析批评今天的‘文化大革命’，可收一针见血之效”。伦敦世界新闻社的书评这样说：毛、刘“这两个并肩奋斗不下40年的同志到底为什么发生冲突，目前的真相又为何，外界确实难明。最近香港出版了一本小小的《刘主席语录》，多多少少总算揭开了双方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的一点内幕”。书中所载，“有一大部分在中共反刘的论文中曾经引用过。所以是一本刘少奇的言论与思想的详实记录”。

在香港出版的《刘主席语录》还与在大陆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共同在日本引起轰动。当时，日本共产党内部分为支持毛泽东的“毛派”和拥护刘少奇的“刘派”。《毛主席语录》日文版销量曾高达15万册；而《刘主席语录》的出版为日共“刘派”提供了理论根据，所以好几家日本出版社都争向编印者购买版权。本书英文版、法文版的出版也有类似情况。此书在国际社会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在谈到本书在海外热销的情况时，司马璐还颇为坦率而且幽默地对我说：“不瞒你说，靠这本小书，我赚了一大笔钱，译为外文按国际惯例都给版权费。这样，我在香港才能买到多年渴求的一幢自家的住房，还到世界多国旅游。当时中国大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取消了稿费，还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不然的话，我还应该送给王光美女士一笔原始版权费。”

然而好景不长，1967年7月18日，江青一伙擅自决定组织召开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并且对刘少奇实行抄家和人身迫害。1968年11月1日，中国大陆公布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这次中央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且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标志着中共党内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已决胜负，已有定论。从此，《刘主席语录》这本小书不仅越来越没有销路，而且被香港造反派在一个夏日的晚上11点半钟，冲进自联出版社门市部纵火全部烧毁。当时香港报刊曾以“火烧《刘语录》”为题予以报道，并有很多读者来电慰问。既已悉数化为灰烬，因此，司马璐先生于1983年11月从香港转移到纽约定居时，一本也没有带去。

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重新找到这本绝版稀世的红宝书呢？我在美国期间，先后托友人从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处查询，都没有得到。2000年底我回国后，又托香港友人从香港各大学图书馆检索，依然毫无踪影。我想起1988年和1993年我两次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期间，曾经在铜锣湾一带逛过香港的旧书店，从那里可以买到难得的旧书，如果缺货还可以预约登记。此书当初是在香港出版发行的，可能还有人收藏。于是，我就拜托香港友人不惜高价收购，终于在2003年春天如愿以偿，真是喜出望外。小书购到后，我请友人千万不要邮寄，以免丢失，可留待在港工作、我过去的学生方便时亲自带回。看到原书才弄清了：扉页上印有“香港自联出版社编印”的字样，并没有署编者的姓名；底页印有自联出版社在“九龙弥敦道美丽都大厦商场二楼74号”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还印有“河洛印刷厂印刷”，1967年6月初版，定价港币一元五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