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向“凯蒂”嘲笑“这饥饿的一群人”——“肚子空空的，可咕噜咕噜，全是各种各样的调子。凡·达恩先生是深沉而低调，像大提琴；彼得是高音，像是吹长笛；当我们围在一起吃晚饭时，好像一个管弦乐队在调音，只需要托斯卡里尼举起指挥棒，我们就可以演出瓦格纳的《女武神》啦……”
有时，她会偷偷扒开厚厚的窗帘，从窗帘缝中遥望街景和运河，“那儿是水上住宅……一个船夫和他的一家人住在那儿……他们有一个小男孩，刚会走路，我真担心有一天他会掉进河里去，所以我一直盯着他……”
安妮热爱自己的小屋。和任何时代的同龄人一样，她在墙上贴满了自己喜爱的电影明星和歌星的海报。她甚至很“自恋”地在日记本里贴上自己的大幅照片，在边上煞有介事地写道：“天啊，这是个多么美丽的女孩啊！”
如果说，日记本记录了安妮心灵的成长，那么，安妮父母卧室的门边留下的数十条铅笔印，则记录了一个青春期小女孩身体的成长。
这些旁边注有日期的铅笔印，是安妮的父母记录姐妹俩身高的地方。从中显示，25个月的密室岁月，小安妮的身高足足长了近10厘米。
“安妮的故事，就像是一个天然的电影剧本。”丁刚不由得感叹道，“它承载了人类所有的美好词汇——乐观、信念、感恩、勇气和爱。”
我得学习，才不会变成蠢人
在每一个读过《安妮日记》的读者心目中，安妮几乎就是乐观的代名词。但即便是安妮本人，恐怕也不会想到，多年以后，自己的故事，竟真的被一个年轻的中国导演拍成了话剧。她更不会想到，自己还帮助这个导演，摆脱了对生命的恐惧。
2003年初，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研二学生姬沛正在寻找一个剧本，作为自己的第一部导演作品。就在此时，北京城开始了一场与“非典”的战争。
那时，姬沛像大多数人一样躲在了家里。她终日坐在21楼自己那间小卧室的窗户前，茫然看着空荡荡的大街发呆。街上飘动的白口罩，让姬沛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惧”。
一个偶然机会，朋友向她推荐了《安妮日记》。在阅读过程中，姬沛一次次被安妮的故事所打动：“我很难想像，一个15岁的小女孩，在几乎遭受着整个世界的迫害时，在完全丧失在阳光下行走的权利时，还能够做出这样坚强的选择。”
在犹太人每天被一车车抓走，送往毒气室时，在令人惊恐的空袭声中，安妮却在日记中写道：“我得学习，才不会变成蠢人，我要上进，将来要当个新闻记者或者作家，这是我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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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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