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日军举行入城式，最前面骑马者为松井石根

他后来说，自己叫赵世瑞，是首都警察厅特警科外事组组长。说完他撩起长衫，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他说他把特殊行动秘密告诉了我，问我何去何从，自己要好好选择。并对我说，要么当一名抗日的中国人，参加我们的组织蓝衣社（1932年3月在南京成立了国民党秘密组织中华复兴社，蒋介石为名誉社长。

“蓝衣社”被视为复兴社中的“法西斯派”。“蓝衣社”初期主干由黄埔骨干构成，他们身着蓝制服，以区别普通党员，在戴笠领导下，逐渐发展成为特务组织。——编者注）收集日本人的情报，监视日本人的行动，为国家为民族效劳；要么用这把手枪在这间房子里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到这个时候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我当时认为有这样报国的机会，没有理由拒绝。就立誓加入。从此成了“蓝衣社”一名潜伏在日本领事馆内的卧底。我化名袁露，代号65。每月组织给我十块银元，当时一百斤一袋的洋面粉只卖三块银元。

自从加入了组织，我每时每刻都在刺探收集日本人的情报，监视领事馆内日本要人的行踪。表面上，我在日本领事馆每天就是扫扫地，抹抹桌子，给总领事端早餐，其实是在搜集情报。把他们办公室、文书科、总务科等房间丢弃的废纸搜集起来，将有价值的废纸留下来，向组织汇报。有时候，还在这些办公室里抄录文件，交给联系人员。每日把日本领事馆内进出的信函文件偷偷拆开，抄写重要情报。将拆开的信封又用火漆封好，再盖上用骨头做的邮戳，或者交还给日本领事馆，或者寄发出去。用这样的手段来获取情报。这些事情可以说都是提着脑袋在干的。

我先后有过四个联系人:第一个联系人叫杨立民，安徽人，家住鼓楼二条巷，门牌号码记不清了；第二个联系人叫黄泗清，四川人，家住尖角营土地祠；第三个联系人叫潘崇声，浙江温州人，家住丹凤街二十三号；第四个联系人是卜玉琳，东北人，家住城南明瓦廊。这四位联系人先后是我的上司，他们性格脾气虽各异，但工作态度十分严谨认真，从有丝毫马虎，执行任务则雷厉风行，争分夺秒，遵行戴老板（戴笠——编者注）命令不折不扣，有一种“当日事，当日毕”的作风。如果工作做不好，联系人就会要求你反省思想，反省觉悟，反省行为。主要让你从三个方面去反省:一、忠诚，有没有背叛组织的思想和行为，是不是忠于组织；二、破立，指工作上有没有创新进取的精神，有没有突破自己的成绩；三、廉耻，是否操守廉洁，是否肥私损公，是否堕落腐化。在这种严谨的教训下，在思想上更加忠诚国家民族的利益。我讲，联系人对他自己要求也非常严格，经常重复“信条”，其大意是:我们是领袖的耳目，我们干的事业是无名英雄的事业，是伟大崇高的事业，不为升官，不为发财，而为效忠党国，实现三民主义。 初做特务工作时，联系人黄泗清常谆教说，当特务不图名利，不暴露身份，任何时候都装扮成无所作为之人的模样，无论何时何地在人前受气挨打都要笑脸相迎，不以“低三下四”为耻，为国家之利必当卧薪尝胆，要牢记保密古训一句:“彭祖活了八百年，有话不对妻儿言”。我在为特务组织工作期间，守口如瓶，严守秘密。即使家里的亲人，也不知道我的身份。

有一天下午，我给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端去一碗“索蜜汤”。他用完后，即到室外花园里耍大刀去了。此时其他日本官员也在屋外散步、打羽毛球。我见机会来了，就佯装整理办公室卫生，走到总领事办公桌前，拉开抽屉寻找密件。正在此时，楼梯响起脚步声，我急忙推好抽屉，收拾桌上餐具。进来的人是日本总领事馆警察署副署长悌泽，他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并走到我跟前，举手抽了我一个耳光。我装出十分委屈的样子，望着他，没作任何解释。数分钟后，悌泽转身取下墙上挂着的球拍离去。事后，我不断提醒自己，今后要更加谨慎行事。 有一次，日本领事馆的吉野对我说，介绍我进来的仆人王高科到首都警察厅去了，你知道不知道？我说:“听不懂，我不明白。”一个“不明白”让我在日本领事馆干了五六年。

后来，经过组织同意，我将身份告诉了妻子。在日本领事馆搜集的一些情报，或者是抄写的一些东西有时候就交给她。她把这些整理好的材料藏在堂屋墙壁的关公画像后，每天都有特工人员来取。这些特工人员戴着一顶礼帽和一副大墨眼镜，穿着长衫，从我家前门进来，取了东西后，又从后门离去。 组织还教我怎么去用明矾写字抄写东西。这一张白纸，如果你用明矾去写，表面看不出来，如果把它放在水里头，就会印出来。 这个工作干了好几年。日本人看我忠厚老实，便要把我调到领事馆的公馆去。这样公务楼就差个人，我就把我的哥哥詹长炳也介绍了进去。他也加入了组织。 旁白:戴笠非常鼓励下属特务介绍新人进组织，如某人长期不介绍新人，甚至会被认为是对工作的不积极。不仅如此，戴笠还特别鼓励成员介绍他们的家人进组织，家族式的组织一方面容易控制，另一方面以血缘为纽带便于管理，后来有人形容戴笠好像是一个大家长。

我进日本领事馆时间不长，发生了一件事。 1934年的6月7号，日本领事馆向中国外交部传出副领事藏本昨晚失踪的消息，并要求中国方面在尽快的时间内找到藏本副领事。日本方面认为“我们一个副领事就这样没有了，在你们国家没有了，是不是你们给暗杀了？我们应该向你们国家要人”。如果找不到的话，就要对中国动武。 藏本失踪的那几天，南京沸沸扬扬，有传言藏本在南京被暗杀了，当时的局势非常紧张，日本国的兵舰都开到了下关海面，战争一触即发。日本人历来是用假祸于人的方法挑起事端的，这次他们是不是想通过一个副领事的失踪，来挑起两国的战事呢？ 6月6号晚11时，我正好在馆内值班，副领事藏本从总领事办公室出来，找到我，对我说，他现在要出去有事，让我找司机小刘（名字记不清了）把小轿车开出来送他出去。我找到司机，让他把车开到领事馆大门口，并拉开轿车门，让藏本上了车。我看到车直往北极阁方向驶去。我赶紧把藏本的去向写在一张纸上，告诉了组织。 事后才知道，是日本军部指示藏本到南京紫金山自杀，企图制造他被中国人暗杀的假象。但是这个藏本到了紫金山之后，想起自己的妻子儿女，想起自己家乡，不想死。他在那儿饿了两三天，实在是撑不住了，从紫金山山上一个洞里面钻出来，拿自己的金戒指去换吃的，结果被当地人发现了。因为得到我的情报，首都警察厅已在紫金山方向搜寻藏本，村民发现他后告诉了首都警察厅的警察，大批警员上山去搜捕，在一个山洞里把他找到了。

首都警察厅就把藏本交给了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通知日本领事馆去领人。当时的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去了以后，跟当时外交部部长汪精卫是这样解释的:“他（藏本）脑子有毛病，跑掉了，是神经不清楚。”过了几天，藏本就被遣送回国了，走的时候带了一大批文物，我帮他装箱的。我为搜索藏本提供了这么一点依据，否则中日的事端有可能早就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