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艺术理论、学习中的难题、生活里的烦恼、前方的战争、延安的新闻、青春的欢乐和未来的憧憬，都是他们谈说议论的话题。这是散步，更是思想和精神的漫游。在大学校园里司空见惯的散步，对于大学师生来说，已不是一般意义的散步。可以说，它构成了大学校园里独特的精神现象和文化景观。散步，既包含着知识分子精神上的余裕和富足，又体现了大学特有的自由、开放的文化精神。

暮色笼罩下的延河之滨是美好的，这里不仅洋溢着青春的激情，而且还弥漫着浓郁的诗意。延河是一个诗神格外垂青的地方。诗人何其芳有一段时间正沉浸在诗歌新作:“我是一个忙碌的／一天开几个会的／热心的事务工作者／也同时是一个诗人！”曾经声称自己像一个小齿轮一样消失在延安的巨大机械里面的何其芳，在延河边找到了属于他个人的一隅。

爱神降临延河岸

具有诗情画意的延河岸边，也是爱神经常降临的地方。彼此钟情或者是陷入情网的青年男女，总爱来到这里幽会，互相吐露心曲。墙报上发表了周立波的一首诗，里边有这样的诗句:“天上的星星，地下的眼睛。比起天上的星星，我更爱地上的眼睛。”有人说这是一首情诗。可不是嘛，周立波当时正在谈恋爱，他爱上了文学系第二期的女生林蓝。延河边迷蒙醉人的月色中，曾经融进了这一对坠入爱河的师生的身影。

井岩盾和冯牧在文学系第三期同学中，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井岩盾爱上了一个音乐系的女同学，当他向对方射出了丘比特之箭以后，却并未得到回应。他后来得知这位女同学所倾心的白马王子是冯牧，便误以为冯牧是自己的情敌。而实际上，冯牧始终像个局外人一样，既无此意，也不知内情。于是，在这两个同窗好友之间，发生了争执。最后，他们约来了那个女同学，三人坐在一起，进行了一场谁也没有成功的“爱情的谈判”。

曾把“打倒爱情”四个字写进诗篇《给T．L同志》中的何其芳，在爱情上似乎不大顺利。据说，他在去中国女子大学讲课时，女大的一位女学生与他一见钟情，并勇敢地给他写信，还大胆地来到鲁艺登门求见，约何其芳到延河边去散步。他们大约是在恋爱了。有人看见他们俩在河边的石头上坐着，那位女学生要他摘下眼镜，就像《战争与和平》中的爱伦要彼埃尔去掉眼镜和她接吻一样。然而不知为什么，他们最终还是分手了。这次失恋，给何其芳带来了深深的痛苦。

跳舞成“疯”

延安兴起了跳舞风。鲁艺是文学艺术家和文艺青年最集中的单位，自然而然地成为延安最有名的舞场之一。每周六鲁艺都有舞会，有时还举办化装舞会。艺术家们把作为舞场的教室的环境布置得很优雅，为舞会伴奏的以音乐系为主力的乐队，在延安也是一流的。据统计，当时延安干部、学生的男女人数的比例是十八比一，女性为数很少，所以在舞会上，鲁艺的女学生是最受欢迎的女舞伴。因而，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中央领导人和到延安的一些国际友人，也时常来鲁艺跳舞。

1942年春节，毛泽东来到鲁艺，和师生们一起吃饺子，然后步入教堂跳舞。很多人都记得，毛泽东的舞姿就像散步一样。毛泽东在延安时曾说，跳舞就是照着音乐走路。他常一边跳舞，一边和陪他跳舞的女教师或女学生聊天，还喜欢开玩笑。有一次，湖南籍的音乐系女教师唐荣枚和毛泽东跳舞，毛边跳边对她说:“派你回湖南打游击，你去不去？”唐荣枚回答说:“主席派我去，我当然去。”

与毛泽东不同，周恩来的舞姿格外潇洒、优雅，堪称“舞会王子”，鲁艺的师生们都对之倾慕。他和邀请他跳舞的女学生缓步进入舞场时，总是风度翩翩，面带微笑。在鲁艺的师生中，舞姿能与周恩来相比美的，只有周扬一个人。据夏衍回忆，周扬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时就爱跳舞，“那个时候，他很潇洒，很漂亮。穿着西服，特别讲究，欢喜跳舞”。

何其芳到延安前则根本不会跳舞，一遇到某些女舞伴的潇洒自得的目光，便腼腆得手足无措。老师的窘境，颇使前面提到的井岩盾愤愤不平。经过一番谋划，在一次周末舞会上，他特意给何其芳找了一个也同样有些腼腆的女舞伴，她就是文学系第三期的女同学牟决鸣。大概是心有灵犀吧，过了一段时间，两个人居然能够在舞场里进退自如地翩翩起舞了。后来，何其芳和牟决鸣由师生发展成为夫妇。1942年7月的一个周末的晚上，他们和周立波、林蓝共两对新人，在一孔窑洞里同时举行了婚礼。这可以说是由跳舞而结成的美好姻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