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分夺秒读书忙

在鲁艺，艰难的物质生活和较差的办学条件，与奋发的进取精神和高昂的学习热情，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当年，鲁艺是作为革命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摇篮而闻名于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和大后方的，进入鲁艺的学生大都有自己的要成为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梦想。为了把梦想变为现实，他们在这里如饥似渴地读书、听课、学习。教学相长，互相促进，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和劲头常常感染了教师。曾在音乐系任教的冼星海给音乐系的学生讲课，已经讲到深夜了，本来早就该休息了，但大家仍说不困，请求老师继续讲，冼星海一直讲到天亮才下课。

有的人抓紧时间学习真是到了分秒必争的程度。美术系第三期学生古元为了每天早晨节省时间，提前投入学习，就在前一天的晚上刷牙，这样，第二天起床后，一出完操，别人还在洗漱，他就已经进入学习状态了。在不算长的时间里，他一个人竟刻了100多幅木刻作品。而当时用来刻木刻的作品的木板，是需要靠自己来刨平和磨光的。一块木板往往要在教堂台阶旁边的水磨石上磨几个小时。可以想见，这100多幅木刻作品即使不算创作过程，光是磨木板，就需要多么坚韧不拔的毅力，耗费多少时间啊！

有些年轻夫妇生了小孩，而学校托儿所又不收初生的婴儿，为了能集中精力挤出时间来学习，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即把孩子放在一个筐子里，吊在窑洞后部上边的横梁上，再用一根长绳，一头系住筐，另一头系在靠窗户的桌腿上。只要孩子一哭闹，正在伏案读书或者写作的父母亲，就用脚不停地踩动绳子，筐子随之摇晃起来。孩子便会进入梦乡，他们就可以继续工作了。恐怕只有战争环境中的学校，才有这样独特的学习景观吧。

浓厚的文化氛围别致的艺术情调

除了学生们奋发学习外，鲁艺还具有浓厚的文化氛围和特殊的艺术情调，对鲁艺的师生有一种精神上、艺术上的感召力、吸引力和濡染力。实际上，这种特有的气氛和情调，是一所大学的灵魂和个性的具体体现。

校内成立了一些文艺社团，经常举办多种文艺活动，定期出版丰富多彩的墙报。比如路社就是一个以文学系学生为主的文学社团，康濯和蔡其矫都是路社的中坚力量，另外还油印了诗刊《路》，举行诗歌朗诵会、作品研讨会等各种文学活动。发表在《路》上的稿子，文学系主任何其芳都亲自看，还提出意见，并进行批改。美术系第一期学生、后来成为著名电影评论家的钟惦翡，经常给《路》墙报画报头。他记得，有一期他画的是一个狭长的报头，两边是淡蓝色，上边写了个黑色的美术字“路”。据他回忆，那幅华君武讽刺吃面条的漫画就是发表在《路》上。其他社团还有戏剧系发起的“小剧场”、美术系发起成立的“鲁艺漫画研究会”等。

《同人》墙报是1941年梅行、黄钢、冯牧、陈涌、贾芝、天蓝等人主持创办的，设计讲究，装饰也漂亮。何其芳的诗作《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在未正式发表之前，首先刊登在《同人》上。这期墙报一贴出来，很多文学青年就把这首诗抄在自己随身带的小本子上，此诗也成为延安传诵一时的著名诗篇。《同人》创刊后，受到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等人的称赞，周扬还特地从东山上下来看，胡乔木也是边看边发出啧啧之声。

此外，鲁艺经常举办各种美术展览，比如张亻丁具有漫画风格的肖像画展，他所画的人物，主要是延安的文化名人，有丁玲、何其芳、马达等30位，其中萧军画得像个土匪，刘白羽像只小白兔，华君武则瞪着眼睛，嘴里还说了一声“妈的”。

就在土得不能再土的窑洞里，还办起了洋味十足的“文艺沙龙”，在文学系，主要的活动内容是诗歌朗诵。从苏联回国的诗人、曾担任文学系主任的萧三，用俄语朗诵过普希金的诗；而何其芳“总是用很重的川东腔朗读，声情交融，自然亲切，没有一点花架子”。冯牧记得，有一次他和几个同学围坐在何其芳身边，倾听他在小油灯旁用柔和的音调朗诵《夜歌》中的第一首诗。“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深深打动了。我感到，这首诗如同一只温柔的手，在轻轻地拨动和抚摩着我的心弦。”

延河边的黄昏

散步:思想和精神的漫游

不过，最使鲁艺的师生们难以忘怀的，还是黄昏时分在延河边的散步。

由于边区经济在国民党封锁下一直比较困难，公家发放的照明用的灯油是很有限的，所以，晚饭后点灯前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是约定俗成的鲁艺师生的散步时间。散步，在任何一所高楼深院的大学里，都是常见的现象，但像鲁艺师生这样大范围、长时间的散步，在大学里，恐怕还是绝无仅有的。在鲁艺，散步，几乎已经成为每天的一项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也是一种具有丰富蕴意的人文景观。

当时校内外颇有些人把晚饭后的延安河边、城墙上去长时间散步，八九点钟还不回学校，看作是文化人的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从实际情况看，这种责难并未能遏止鲁艺师生的脚步。从北门外搬到桥儿沟以后，黄昏后的散步，简直可以说是“愈演愈烈”了。无论春夏秋冬，几乎是除下雨天之外的每一个黄昏，一吃过晚饭，人们都纷纷步出窑洞，或与伙伴相约，或踽踽独行，向延河之滨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