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976年，“工农兵”和“大学生”，这两个本来没有必然联系的词汇一经结合产生了惊人的“化学反应”，一场前所未见的高等教育模式成为事实。“工农兵大学生”历史虽短，但是它却对经济发展、教育理念及个人命运等方面影响深远。

强调“平等教育” 1960年高校增加千余所

1957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讲到:“我们高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20%。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教育方针已经明晰:“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

1958年，在举国赶英超美的“大跃进”声中，政府作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十五年左右普及高等教育。”1958年一年，全国新增普通高校两百多所，平均每三天就有两所高校成立。到1960年，全国高校的数量已经由1957年的229所增加到了1960年的1289所。

1964年，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后，国民经济开始复苏。这年春节，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座谈会。座谈会上，毛泽东抨击了当前的教育方法和考试制度。他认为: “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对的，但是办法不对。课程太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此时，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已经很明确，抵制“精英教育”，强调“平等教育”。

读书梦碎 天上却掉下“北大名额”

毛泽东发表“春节谈话”的这一年，河南平顶山的农家少年李荣欣如愿地考上了县里的高中。在一次物理课上，物理老师对同学们说，你们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走出农村。不要一辈子穿草鞋，一定要打算穿皮鞋。物理老师的一番话，给了李荣欣很大的启发。他的心里有了一个穿皮鞋的梦想。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全国，大、中、小学基本停课。将近百万的应届考生失去了高考的机会。回到家后，李荣欣被村里推荐当上了民办教师。半年后，李荣欣走上了那个年代大多数农村青年离开土地时选择的一条道路——参军。1969年初春，17岁的李荣欣佩戴着大红花，在家人的声声嘱咐中随军入川，成为成都军区通信总站维护队的一名解放军战士。李荣欣家庭成分好，文化程度高，工作起来又十分积极，很快就受到连队领导的重视。到部队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在这年年底，李荣欣还被评为连队的“五好战士”。

1970年8月这一天，连队的杨指导员跑来找李荣欣，将一张表格塞到李荣欣手里，让他填一下，说部队准备推荐他到北京大学去学习外语。无论如何，李荣欣都没想到，上大学——上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

此时，在成都军区7656部队，李荣欣的老乡郭进才也接到推荐上北大的通知。这种推荐，除了代表部队对自己的信任和认可。其本身的名额也是非常有限的，在上千人的队伍里，幸运者只有一两名。

“七二一指示” 明确“两结合”的教育方针

此时的大学，已经四年没有招生了。不少部队和机关以“借用”“战备需要”等名义进驻到了高校。毛泽东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并不满意。按照他的想法，中国是需要来一场“教育革命”，但“教育革命”并不代表停办大学，而是应该按照新的思路、新的想法办大学。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这个通知发布后，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

这时，上海机床厂的培训经验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1968年，为了培养工程技术人员，上海机床厂举办了一次培训。1968年7月22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人民日报》刊载了《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毛泽东亲自写了一段编者按。他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后来人们把毛泽东这段话称为“七二一指示”。

同年9月，为了贯彻“七二一指示”。上海机床厂创办“七二一工人大学”，学制为两年，学生毕业后仍回厂工作。此后，“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教学模式逐步向上海市以及全国的工厂企业推广。

“七二一指示”的发表，构成了毛泽东培养大学生的两个相互结合的方针:一个方针是，高校毕业生到工厂、农村、部队去参加劳动和军训，当普通劳动者或士兵，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一个方针是，从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种通过相互结合的两个方针来培养工人、农民、解放军大学生，或者把大学生改造成为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的思路，就是毛泽东设想的“教育革命”的方向。

为了解决教师问题。毛泽东确立了这样一个方针:对高校的教师既要进行再教育，又要使用。这种使用，就是使他们与工农相结合。他们与工农相结合了，也就汇入“教育革命”的洪流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