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过后，中央各部里都只剩下寥寥可数的几个扫厕所的清洁工，部长差不多成了光杆司令。这种场景，在中国历史上绝对的空前绝后。

中央的官员“近水楼台先得月”，最先倒在了来势迅猛的肃贪飓风之下，地方官员当然最终也难以逃脱朱元璋先生亲手编织的既不疏，更不会漏的超优质渔网。朱元璋要求以赃款贿银为线一路严查下去，一直追查到最初的行贿者。最终的结果令人震惊，大明朝竟有十二个省政府的官员涉入郭桓案——顺便说一下，当时大明朝总共只有十来个省级行政区。

朱元璋先生的愤怒可想而知。据《明史·刑法志》记载，在郭桓案中，从六部各个副部长往下，到地方各级官吏，牵涉此案而死者，达数万人之多。……全国的“中产阶级”，基本上都破产了。

人头订单下到这种程度，显然受冤枉的不在少数。当时就有人跟朱元璋说这个事情，但朱元璋完全不以为然。

他说，各个衙门祸害百姓的时候，如果有人能够对老百姓多一点恻隐之心，不和他们同流合污；如果能够拒绝在横征暴敛的公文上签字；能够阻止贪官们的行为；或者用密奏把事情告诉我……他们如果这样做了，我还不分轻重一视同仁地惩处他们，那我确实是在枉杀无辜。可是，每次贪官们横征暴敛时，他们都没有任何阻止的行动，这样不作为，把他们和贪污犯一起治罪，还有啥冤枉可喊的！

行政不作为，本身就等同于犯罪。朱元璋先生的逻辑很前卫，你不能说他不对；但也不完全对，因为朱先生处罚行政不作为的方式很极端，是杀头。

一个潦草的收场

杀了那么多官员，几乎把全国所有的“中产阶级”家庭都给整破产了，郭桓案横扫了整个明代社会。尽管朱元璋先生打着维护老百姓利益的金字招牌，可这个案子确确实实损害了他的统治基础，大大地伤了全国知识阶层们的心。虽然不敢说朱元璋的不是，但对告发此案的御史，和审理此案的审判官们，知识分子们却群情汹涌，议论鼎沸。

朱元璋发现人头订单开得太大的后果有些不太对头，于是赶紧出来收拾残局。

第一步就是下手诏列举郭桓等人的罪状。这其实是朱元璋在强行给案件定性，最高领袖定了性，下面的人就不敢再乱嚼嘴皮子。

郭桓案确实存在贪污，但若说金额巨大到可以地抵得上国家一年的收入，规模巨大到牵涉全国部级以下所有官员，牵涉全国所有“中产阶级”，那绝对是不可能的。郭桓只是户部的一个副部长，在朱元璋刚刚处理完胡惟庸，刚刚增设了锦衣卫的背景下，竟敢贪污如此巨额的国家收入，本身就很让人匪夷所思；朱元璋的特务网络遍及全国，许多官员白天贪污，晚上就被揭发，郭桓却能在朱元璋眼皮子底下私吞几个省的公粮，这也不正常；更何况朱元璋自废除丞相之后，大事小事都事必躬亲，成百上千万石的粮食没有按期入库，难道朱元璋自己竟会没发现，还需要等着御史来揭发？

再者，从来这种贪污大案，参与的人是越少越好，如此既能保证安全，也能确保收益集中。郭桓贪污国家的公粮，却居然放肆无忌地和礼部、刑部、兵部、吏部、工部各个部门一起分工合作，这根本就不符合常理。

所以，这绝对是一桩经不起深究的案件。虽非冤案，但其中必有许多朱元璋不希望被抖露出来的内幕。

故而朱元璋赶紧下达手令，及时宣布了自己对这个案件的终审定性。他说，郭桓等人总共贪污了2400多万石粮食，我现在追赃，只要求追出来700万就算了。追700万，有中产阶级破产，你们就这样议论纷纷，真要认真起来，我其实还该追赃2400万呢。

不过，话虽然说得激昂，但朱元璋终归觉得一定程度的妥协还是必要的。所以他又做了第二步处理:进一步扩充自己那份巨大的人头订单。

这次进入订单的，是负责审理此案的一批审判官们。

负责此案的国家最高检察院副院长吴庸，于是就成了最后一个因郭桓案被杀的官员，而且死得极惨，是磔刑——所谓“磔”，就是把肉一片片地割下来。吴庸先生的名字取得不好，他其实很有用，连死都极为有用，朱元璋可以用它来平息众怒。

办完了这两件事，朱元璋随即下旨，大赦天下，宣布郭桓案就此结束，以后不再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