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连日来对自刎事件的关注，实际上是在推行一种强势报道。虽然这种强势报道是为配合真相调查而展开的，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促使报社采取强势报道的其他动因。

新娘自刎作为一个新闻事件，本身就是报纸的一个看点。“自杀绝不可能与法律和道德无关；这就是说，自杀总是有足够的重要性，可以引起公众意识的注意。”因此，从报社经营策略的角度看，对新娘自杀事件的持续报道，也有基于吸引读者、扩大受众的考虑。

民初的报业已很成熟，报纸的信息容量也大有提升，每天都有无数的新闻披诸报端，又有无数的新闻被信息的海洋淹没，难以激起持续的反响与注目。就在赵五贞自刎事件发生的同一时期，天津《大公报》也披露了扬州船娘银贞子抗婚投河自尽的“惨新闻”，但是该报并没有对此采取强势报道策略，此事终于没人过问。由此观之，长沙《大公报》对赵五贞事件的特别关注，正是意识到这个新闻的社会价值所在，有意制造轰动效应。

对新娘自刎事件的强势报道，事实上还是报社与社会舆论精英达成共识和互动的结果。此事一经披露，即有湖南本土的新文化精英进行评说，此后，随着报道的加强，舆论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也越发加大和加深。在某种意义上说，强势报道只是在为舆论提供素材，以使他们能够有的放矢。这也正是报纸新闻从引导到受制于舆论的动态过程。

二

与新娘自刎新闻的首次披露同步，当天的《大公报》登载了此事的两则短评。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则短评的立论点相当一致，均是摒除新闻真相的烦琐探究，把符合保守贞节观的说法过滤掉，而径直将新娘的死因归罪于旧式婚姻、干涉婚姻。事实上，这样的处理方式与作者的新文化立场有关。

新文化运动伊始，女子问题就一直是《新青年》杂志的核心关注点之一，并曾特意发布启事，征集女同胞诸君对“女子教育”、“女子职业”、“结婚”、“离婚”等“关于女子诸重大问题”的看法。北京的新文化运动在五四前后全面波及长沙，一批本土的新文化分子开始利用舆论主导“社会改造”、“思想革新”、“妇女解放”等新文化命题。因此，从更广阔的时空延展上看，有关赵五贞自杀事件的舆论，均是新文化运动孕育的结果。在新文化分子的价值言说体系下，新娘自杀新闻的真相追究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事件本身才具社会意义，值得研究。当时的论者对此说得很清楚:

自从赵五贞自杀，我们得着一个“有证据有激刺”的好题目，大家便好痛痛快快将婚姻问题研究一番。至于赵五贞本身，不管他死的如何，总是不愿且不自由，总是旧式婚姻的罪恶，所以不必再将他死的原因尽地研究。“得清流一段，便可自饮自濯”，这其间尽有许多文章可以做哩。

这既是夫子自道，也是当时湖南新文化分子的心声代言。在婚制改革话语下，新娘自杀事件在舆论层面已经失去鲜活的新闻质感，而成为封存起来的研究素材。新文化分子采取了“借尸还魂”的舆论策略，借新娘的尸体来召唤自由婚姻与妇女解放的灵魂。新闻在这里成为了历史，探求真相的记者也被追究意义的研究者所替代。

正是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新文化分子就婚制改革问题各抒己见。然而，他们的声音并不总是和谐，其间也有思想的碰撞。于是，必要的争论与阐明观点也就不可避免。

女子人格是新文化精英倡言妇女解放的立论起点。他们一方面指陈女子精神自由受到社会束缚而不得独立，因而亟须求得解放，另一方面也在寻找或者构建具有独立精神与人格的女子，以树立榜样，并证明女子独立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对于新娘自杀事件的研究者而言，他们正是普遍性地在践行这样的话语策略。

例如，殷柏极端地斥责赵五贞“不能自强自立”，“有惰性无判断力”。在上述的双重话语策略中，他完全倾向于指摘赵五贞无人格，而将其视为“被压死于那最古式不自然的‘贞节’牌子的下面”的又一个旧社会的殉葬品。他强调的是，赵五贞之死可以成为控诉旧社会的工具，以此呼吁女子解放，免得更多的女子重蹈覆辙。相反，新曼出于对新娘自杀的狂热认同，故而极端地拔高赵五贞的人格，把她比拟为争取朝鲜独立的“安重根义士”。他的意图也很明显，就是要塑造赵五贞为女子解放的急先锋。但是，人们不禁要问，赵五贞的家庭与教育背景曾给予她独立人格的养成吗？她是人格愚昧如殷柏所斥，还是人格觉醒如新曼所捧呢？

对此，一些论者通过报道了解赵五贞的背景，指出她是“一个未受完全教育的人，虽有爱自由的决心，但是那〔哪〕有那种学识魄力去与这恶魔奋斗呢”。因此，对她毫无节制的推崇实在是夸大其词，而对其斥责也有求全责备之嫌。在此基础上，新文化分子对如何表述新娘人格的话语策略进行了折中与调适。其中最著名的调和言论，当属毛泽东的“没人格与有人格”论。

毛泽东的论述策略是这样展开的:赵女士如有人格，则有自由意志，亦不会自杀，然而中国的婚姻制度不能够尊崇她容许她，所以“赵女士没有人格”，这是环境迫使她没有人格；至于赵女士本身，虽处不容她有人格的家庭之中，但她选择了自杀，也就选择了自由，在生命的最后一瞬间，她的人格显现了，所以“赵女士有人格”。说到底，毛泽东的论述仍是围绕女子解放的现实需要铺开的，也是五四时期新文化精英论述女子问题的一种惯用技巧。这样的论述既控诉了社会之罪恶，又展现了女子之高洁，可谓女子解放话语上的一箭双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