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纬国祖母、亦即王太夫人（王采玉）的墓，坐落在镇区以西2公里处的白岩山鱼鳞岙，保存极好。从墓道的牌坊下拾级而上，一条长逾600米的卵石小径蜿蜒曲折，顺山延伸；两旁松林修竹，葱翠幽深。小径的尽头，便是坟丘:四周石墈围护，中央黄土封顶；坟前石碑上，孙中山先生于1923年工楷横题的“蒋母之墓”，字迹犹新……

吴神农在墓前单腿跪下，献花，鞠躬。花束的挽带上恭书:“祖母大人灵前 孙纬国敬叩。”一位同行的游客自告奋勇，帮他在边上把“一鞠躬，二鞠躬，再鞠躬”的情景，都摄入了镜头。

就在吴神农将欲离去的当口，恰巧，有两拨游客沿山道上来。听口音，一拨安徽人，一拨上海人，他们也是来观瞻蒋墓的。有人发现蒋母墓前祭坛上的花束，簇新夺目，显然摆放不久，进而又发现，这花束居然还是蒋纬国祭献的，不禁失声惊呼，仿佛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七嘴八舌的议论、猜断，打破了周遭的安谧幽静……

回到台湾，吴神农将照片送给老上司过目。蒋纬国一张一张看得非常细致，良久，才抬起头，目光穿越窗户，投向很远很远，那神色，分明跌落在一种难以言表的哀伤中。他对吴神农说:“照片（拍得）真清爽（清晰）。看起来，你（做这事）还满郑重其事的。” 吴回答:“这是将军您交代的事。我只怕做得不够好，还能不郑重吗？”

日历，翻到了1995年，枫叶红醉的深秋时分。吴神农携堂客（他一直以长兴乡间的习唤称谓妻子）跟随台岛一个赴川旅行团，去九寨沟游览。行前，吴照例到蒋纬国住处辞别。

79岁的蒋纬国，彼时正遭受着一场他完全意想不到的“飞来横逆”:台北市政当局在民进党那个陈水扁（时为台北市市长）的操控下，枉法逞威，藉口“规纠违建”，强令拆除蒋在至善路71巷自费营筑的宅邸，致使暮年蒋纬国只能赁屋蛰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成了一头‘无壳的蜗牛’”。不幸的是，祸不单行，蒋的身体也开始每况愈下，自从前年心脏大手术之后，他已在荣民总医院几进几出，“紧急”过好多回。

但蒋依然“树老心雄”，顽强地同疾病、同“横逆”作抗争。他听吴神农言及此次旅行将途经成都，立马眼睛一亮:“你可不可以到昭觉寺去一下，替我到亲伯亲姆的坟上拜拜？我想，我此生是没有机会去的了。你就代表我去尽点孝吧！”

蒋纬国说到的“昭觉寺”，乃是成都北郊的一座著名古刹，唐建宋盛，素有“川西第一禅林”之称。他话中的“亲伯亲姆”，即指戴季陶、钮有恒夫妇——1949年2月，戴季陶在广州去世，灵柩被载运蓉城，与其先故的母亲、夫人合葬于外西枣子巷。“文革”年月，戴墓数遭盗掘，所幸遗骸未毁；拨乱反正后，有关方面几经周折，找到了骨殖并予火化。1989年，蒋纬国透过港、沪管道，曾将戴季陶的遗灵（骨灰）接引至台北供奉，复又送回大陆，由昭觉寺接纳，修墓归葬……

吴神农怀揣着老上司的叮嘱，登上航班。飞机降落成都，已薄黄昏。导游招呼大家抓紧去青羊宫看“变脸”。吴神农要求“脱队行动”，去昭觉寺祭拜戴墓。旅行团里有位基隆中学的校长，姓汤，苏北盐城人，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国民党青年军服务过。他说自己和蒋纬国有“袍泽之谊”（蒋1945年曾在青年军206师任营长），理当效力，因之也要去祭墓。

二人风风火火，打车赶到市区5公里外的昭觉寺。寺院晚斋已毕，山门甫闭，但有个侧门尚虚掩着，还能同里边搭上话。

吴神农隔了门扇，申明自己从台湾赶来，想进寺内祭拜一下戴季陶墓。帮助通报的小和尚，领着吴、汤穿过偏殿，谒见长老。闻悉“匆匆迟客”是远道赶来祭戴的，长老蔼然道:“戴季陶？我知道的，知道的。那可是蒋介石的拜把弟兄哦。”

于是，长老缓缓前导，将吴神农引至寺院后方一片绿树掩映的塔林（安葬僧人的墓地）。戴季陶的墓，就静卧在这塔林一隅，占地约30平方米:墓穴，呈长方形；坟首，竖立着一方有屋檐式尖顶、琉璃瓦披覆的墓碑；碑身以汉白玉镶嵌，正面是两列清秀的阴刻篆书:“吴兴戴传贤季陶先生之墓 德配钮夫人有恒合葬于此（戴季陶字传贤）”。吴神农熟悉这有点瘦金体味道的书法，那应该是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的手笔……

由于下午刚刚下过雨，墓前地上稀湿。好在长老有先见之明，预先让小和尚带了一个蒲团备用。吴神农在墓前摆好蒲团，双膝跪倒，规规正正地，朝墓穴默默磕了三个头。汤校长帮他拍照。那陪同的两位和尚，一老一少，也在暮色四合之中，伫立一旁，恭恭敬敬地双手合十致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