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有个传闻，说江青同毛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生活。实际根本没有这件事。第一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果真如此的话，毛主席不要吵翻了吗?另外还有一个旁证，两年前我曾经问过陈云，我说你那时在延安既是组织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他说根本没有那回事。相反他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他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就说毛主席人家有老婆，并未离婚，你要注意啦。江青便告诉了毛主席，毛就打电话给陈云，说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这时他已经同她结婚了，所谓结婚实际也就是那么回事。

那时正是中央开六中全会，前方不少人都去了延安。当我们去看毛主席的时候，江青从窑洞里出来，贺老总就问，毛主席，这是个什么人呵?毛主席就说，嗨!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怪。贺老总就说，主席家里出来一个我们都不认得的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问啦?后来没有过几天就请我们吃饭。我是吃了两次饭，头次就是请罗瑞卿他们那一次，我知道洛甫那次没有去。

所以我觉得在延安恐怕这件事是洛甫使得毛最恼火的，甚至于他可以联系到王世英写的信也是洛甫在里头搞的。后来他们两个关系就越来越僵了。以后他对洛甫的态度就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而是讽刺挖苦。所以他们两个分道扬镳，搞得慢慢距离远，恐怕是从长征后期就开始了，不过会理会议后主要是走路，还看不出什么明显分歧。我说闻天同志一方面过去是有些教条，另外一方面他确实很喜欢研究理论。这个人就是社会经验太少，很天真，太天真了。

延安时期毛泽东和张闻天关系的变化

中央的事情我也并不完全清楚，特别是那个长征中间。我在延安当然是住得久，那时我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我作为北方局书记，后来整风时又让我当党组书记，所以政治局会议我都参加。我以为在保安时候，闻天同毛主席关系还是不错的。后来我就到前方去了。我1939年回一次延安，那时我就感觉得到不那么对头了。1940年我回到延安，闻天当时就只管宣传，别的事他一般都不管。我看他那时很苦闷，我去看他时，见他成天在剪报，他是很注意收集材料的。反正闻天那里我到了延安是经常去串门的。甚至于毛主席在延安讲过这样的话，意思就是你又不管，你又管不了事，你还把着这个位子不让出来。(笔者按:张闻天1943年在《反省笔记》中说，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他就已经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总书记让出来，是毛泽东当时不同意提出这个问题；《笔记》又申明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闻天跟他去谈过一次，这是闻天跟我讲的，这个事情我统统交给你，我不管了，一切听你的。毛主席当然欣然接受了。他就是要把权都抓到他手里。

可以肯定，在延安这一段或者说在延安后期毛对洛甫看法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他也没有注意到他在遵义会议是拥护他的路线主张的。我觉得他对洛甫有成见。比如洛甫为什么到晋西北去考查?那就是毛主席说了很多挖苦的话，什么“言必称希腊”，中国的实际一点不懂，没有调查研究，等等。实际上是指的洛甫，我们都听得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洛甫的情绪就很坏，自己就走了，走了这个事情不是就更好了嘛!你毛主席一个人拿主意去，我离开了。这个时候洛甫是不是也有点觉得我是一个党的负责人，你得跟我商量商量。从洛甫这一方面来想有点觉得你毛泽东不尊重我。

“二十八个半”问题与“抢救运动”

闻天对王明的印象一直是不好的，这我知道。在莫斯科中大学习时他对王明的印象就不好。所以你要说他佩服王明，那是根本不会的。所谓“二十八个半”完全是陈伯达他们搞出来的。在延安讲“二十八个半”的时候，他们把博古、洛甫都算上。我就说如果要算，这些人都不能算。为什么?因为“反中共代表团斗争”时我在支部局，我就算一个反的。博古那时还在，不过他已经不在学校，那时他在中国问题研究院。洛甫那时已经到了红色教授学院。他除了礼拜六来一来学校以外，其余时间根本就不来。他当时既不是支部局的，又不是学校学生。所以那个事同他没有关系。 抢救运动任弼时同志木赞成，是我听弼时当面跟我讲的，他说这样搞不行。不过那时弼时有些正确主张毛主席也拒绝。康生那个家伙坏透了，记得斗柯庆施那一天要我们中直学委会布置，我就提出有什么证据说他是特务?没有!就要开会轰，我就不赞成，我一个，邓发一个，李富春一个都不赞成。就去找康生，他是学委会(副)主任，对他说，这个不行，斗了下不了台怎么办?康生那个时候态度糟糕得很，就说书记处决定了的，你们照着执行。我们就去找弼时，弼时说“我也不赞成”，但表示他也无能为力。结果斗争会从下午两点一直开到七八点钟都下不了台。几乎所有的人都组织起来攻这个柯庆施，其实一点证据都没有，就是说什么看到你在街上戴个黑眼镜呵，又是怎么怎么样啦，搞逼供信。后来主席在一次会上就问到，你们开那么长的会干什么?康生你知道吗?康生却说，是他们要开这个会，我就没有要他们开。你看他又这样子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