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后的故事 半个多世纪的等待

“这37封未送达的阵亡通知书终于要全部披露了！”在静谧的市档案馆里，姬勇向记者讲述了这些阵亡通知书背后的故事——

1949年成都和平解放后，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了原国民党政府、警察局及相关机构的档案。上世纪60年代初，成都成立档案馆后，这批档案又原封不动地被放到了档案馆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档案馆里所保存的档案是不面向公众开放的。”姬勇告诉记者，即使在抗战后收到过阵亡通知书的普通群众，在“文革”期间由于担心受到不必要的牵连，一些人都把亲人的阵亡通知书毁掉了。“更别提有人会到档案馆来主动寻找了。”姬勇说，所以这批珍贵的档案在市档案馆里沉睡了半个多世纪。

这37封未送达的阵亡通知书第一次“重见天日”是在199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市档案馆在馆内举办了一场展览。“在挑选展览素材的过程中，关于到底要不要展出阵亡通知书，当时还引起过一番争论。”经过谨慎地考虑，市档案馆最终选取了其中两封在展览现场展出。正在成都考察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参观展览后告诉市档案馆，这是他们第一次在中国看到抗战阵亡通知书的公开展出。

2005年，市档案馆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展览中，这37封阵亡通知书中的另两封再次现身。“这次展览沿用的还是十年前的策划思路，但不同的是，选择阵亡通知书参加展览的决定自然而然就作出了，再没有经过任何争论。”姬勇告诉记者。

虽然经历了两次公开展览，但有限的参观人数、每次仅两封的展出数量，使阵亡通知书没有吸引到其主人的关注，仍然在市档案馆的卷宗里静默着，直到今天……

时过境迁，公元2009年已是抗战胜利64周年。“这批未送达的阵亡通知书在市档案馆沉睡了半个多世纪，其实大家心里清楚，即使现在公布了也未必就能找到英雄的亲人。”姬勇说，但值此清明节，我们应将这37名阵亡将士迎回故土，在心里为他们树一座碑、焚一炷香，永远记住他们曾为我们的现世安稳、岁月静好埋下忠骨和赤血。

学者解读 这些士兵都死于最激烈的战场

随着这批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川军阵亡通知书首度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也引起了一些研究抗战史的专家学者的浓厚兴趣。昨日下午，本土著名历史文化研究者、《川人大抗战》作者郑光路在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对研究川军出川抗战这段历史来说，这是第一手最有说服力的原始材料，也是还原这段历史的绝佳物证。”

一页页地翻开这组川军阵亡通知书，再结合多年悉心研究考证的诸多史实，郑光路对这批士兵战死时的战争形势、具体情况有了一个大体的判断。

“从死亡时间上来看，这些士兵多在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到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之间阵亡，这正是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敌我双方争夺最为惨烈的阶段。”

从牺牲地点来看，这批士兵都死于河南、山西、湖北等抗战全面爆发阶段战况最为激烈的几个正面战场，这也都是川军出川作战的主战场。“比如这名名叫蔡光廷的上等列兵，队号为陆军四十七军一零四师三一二旅，我推断其应该为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川军最高级将领李家钰麾下的一名战士。”郑光路说，其死亡时间在1938年2月20日，死亡地点在山西长治。而根据史料所载，这段时间正是四十七军在长治以“破枪、砖石、拳脚”与日本侵略者殊死相拼的重要历史节点，长治一战敌我伤亡均在千人以上。

而在名单中，几名因“积劳成疾”而病故的炊事兵，也引起了郑光路的注意。“作为炊事兵，他们并不全都上前线杀敌，并不都死在战场上。可为什么会因病而死？这都是有原因的。”郑光路说，由于战场不断转移、物资极度缺乏，而一般的“伙夫”尤为缺乏。“在冰天雪地里连件棉衣也没有，那痛苦可能不亚于上战场去拼命杀敌！”郑光路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很多负责后勤保障的川军战士也因病埋骨在异地他乡，“但他们与战死疆场的士兵们一样光荣！”（刘祎 胡锦枫 谢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