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如今，服务部在巨大的压力下人心涣散，领过津贴的服务部专家纷纷前来退钱，以示清白，有的不容分说放下钱就走，有的问:“这种非法所得，算不算贪污，会不会治罪？”服务部眼看要垮台了，赵绮秋着急上火，找过不少领导汇报，还向北京市委反映情况，请求支持科技体制改革。但是北京市科协当时是一个群众团体，而中科院则属于中央级单位，按纪世瀛的说法，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赵绮秋急得生病了，得了甲状腺机能亢进。

赵绮秋的丈夫周鸿书时任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主管采编业务。丈夫问她怎么回事？赵绮秋诉说了困难，周鸿书建议写份内参试试。赵绮秋此前在《北京日报》等单位做了17年的记者，深知内参的特殊作用，她对记者说，“当时没辙了，北京市科协够不着中科院，该做的都做了。”根据赵绮秋的回忆，周鸿书在发稿前还向她详细询问了有关“技术扩散”的背景。纪世瀛则在《中关村首家民办科技机构与华夏所》一文里记述:“1982年底，周鸿书派记者潘善棠两次采访陈春先和我。周鸿书还亲自对采访文章进行审阅和修改，使文章更有说服力。”

内参写作的另一个缘起

但根据新华社北京分社记者潘善棠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回忆，这并非是一项被指派的任务，他在采写这篇内参前已经听过陈春先的名字。1982年12月4日至11日，潘善棠参加了北京市技术改造工作会议，在参加分组讨论会时，中科院计划局的一位负责人发言说:“科学院物理所一室(等离子室)主任、研究员陈春先带了几个科技人员，偷偷摸摸地把自己掌握的科学技术拿到海淀区推广应用，搞什么新技术扩散试验，所里很有意见。所里反映说，他把所里的科研工作都给搞乱了。”潘善棠对此印象深刻，他想，什么人有那么大的能耐，能够把一个科研所的工作都搞乱？

几天后，1982年12月17日，潘善棠在北京市科技界在新侨饭店举办的迎春联谊会上，再次听到人们议论陈春先，而且一提到他的名字时，声音一下子就压低了，说是有的科技人员受到企业邀请，把自己掌握的科技成果、先进技术拿到工矿企业去帮助解决一些技术难题，却被单位以把科学技术扩散到外单位、造成科技泄密等种种理由进行审查，陈春先就是其中一个。

潘善棠回忆，恰好陈春先当时也到会了，经人引见，潘善棠第一次见到了陈春先。作为多年跑工业的记者，潘善棠多年在工矿企业采访，深知我国工矿企业生产技术落后，急需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他预感到这会是一条轰动科技界的好新闻，还可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便立即留下了陈春先的电话，约定进一步采访。考虑到自己不是科技记者，怕有“越位”之嫌，而且他曾给中科院物理所所长办公室打过电话，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他，陈春先不能采访，他严重泄密，新华社记者要写他，后果自负。潘善棠说，“采访自始至终都是十分秘密的。”稿子写出来后，他建议先在新华社内参刊出，供中央领导参考，这可以避免与中科院物理所领导产生不必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