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性情:为人特别谦虚，对自己的才能自信

“父亲为人特别谦虚，总说自己不是作家，而是一个‘写家’。”舒乙告诉记者，老舍先生每写完一篇作品，总要写一篇附记，剖析自己是怎样写这本书的，书里的角色又是怎么设立的等等。“他写附记，就是在检讨自己的缺点。在我们看来，他有些书已经写得很完美了，但他却一直认为不够好。他还曾告诉过我，写作对他而言就是一个职业，一个吃饱饭的手段，一个活儿，就像木匠、车夫一样，只是术有专攻而已。所以，他从不称自己是作家，而称自己是‘写家’。”

在舒乙眼里，老舍先生还是一个很自信的人:“父亲很认可自己的才能，认为自己是把很强的笔杆子，能够做成很多事。”但现实生活中，父亲却非常谦虚，因为他觉得有足够本事的人没必要处处显摆。

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1968年诺奖评选，老舍得票第一

坊间曾传言，老舍先生曾距诺贝尔文学奖仅一步之遥。“不是传言，是真的。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中，父亲得票排第一。后由于种种原因，该奖授予了日本的川端康成。”舒乙向记者透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事件内幕。

舒乙认为，中国作为文学大国，却屡屡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除了政治偏见等原因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和老舍先生同辈作家的作品鲜有被翻译成外文的。而由于老舍先生曾出过国，他的作品有多种译文，甚至连瑞典文都有。由于老舍先生的文学水准确实很好，1968年，老舍先生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并在最终的5个候选人投票中，获得了最多票。“按规定，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就该是我父亲，但在1968年，‘文革’已经进入高峰期，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一直没有得到准确音信，就断定老舍已经去世(老舍确于1966年8月24日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4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东方人。结果日本的川端康成就获奖了。”

舒乙告诉记者，已故作家萧乾曾携夫人文洁若到瑞典证实过，老舍在评选中确实得票排第一。文洁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有所记录。而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转颁给川端康成，则是日本老舍研究会前会长藤井荣三郎教授透露的。1978年，藤井荣三郎来北京找到舒乙，告诉他，日本驻瑞典大使馆的官员曾表示，原本获奖者是老舍先生，可是因为老舍本人已经去世，于是该奖授予了川端康成。

老舍与西安:扮法官访骗子，写出《西望长安》

得知记者是西安的，舒乙还向记者透露了老舍在西安的一件趣事:“1955年，父亲曾从北京赶到西安，假扮法官探访了当时制造了号称‘政治第一案’的李万铭。”

李万铭是陕西安康人，曾经做过国民党的小军官，解放前夕逃到南京。在1949年到1955年的几年里，李万铭采用私刻公章、编造履历、证件、伪造高级领导的“电报”和“亲笔信”等手段，冒充老红军、志愿军战斗英雄和模范党员，混进了国家机关，窃据了重要的职位。案发前，他是中央林业部的行政处长，最后为了骗取更高的位置在西安被识破。1955年7月，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倡议，希望中国也有个果戈里，也写一部中国的《钦差大臣》，对一些部门存在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作风进行讽刺。

“在大家都在猜测，谁敢当‘果戈里’时，父亲就站了出来，并以此案为背景，创作了话剧《西望长安》。”舒乙告诉记者，其实，当时家人、朋友都不是很赞同他出这个头，毕竟很敏感，而且当时的文艺作品都是以歌颂题材为主，很少有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作品。但老舍先生还是克服了重重阻力，孤身一人远赴西安，并假扮成提审员审起了李万铭。“父亲话剧写得好，演戏却很差。事后，李万铭曾表示，他一眼就看出父亲不是真的法官，因为扮得太不像了。”

“父亲一直认为戏剧应当具有多样性，外国戏剧一贯如此，中国的地方戏曲也是一贯如此。戏剧不能完全是一路货，他提倡写讽刺剧、写悲剧。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父亲从李万铭口中得知了很多骗人的细节。这些一手采访得来的细节，使得《西望长安》写得生动真实，其中的幽默与讽刺体现了他一贯的文体风格。”舒乙说，“不过可惜的是，大家都去关注《茶馆》和《龙须沟》了，导致《西望长安》上演不多。”

舒乙还回忆说，作为文艺界的代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老舍先生还多次来到西安和延安参加慰问演出，在其长诗《箭北篇》内也多次提到延安和长安。 本报记者 吴成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