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9月1日，一个戴青天白日帽子的幼儿园小孩

苍茫

百余名将官送走了，几千名校尉军官遣返了，还有万余名或伤或残、或无家可归的国民党士兵，以及几万名血气方刚、大多渴盼回家的军内青年，他们都等待着“解放”。在这股潮流中，大多数“解放士兵”选择了返回家乡，回到自家茅草屋边那片被重新分配的土地，然而，也有众多青年留了下来，加入了人民解放军。

俘虏了周福成的尖刀连连长黄达宣记得，11月2日，千余名士兵已集结在“世合公”银行大楼附近，他开始亲自挑选“解放战士”。和两年前不同了，全国解放在即、同时解放军兵员也已超过了国民党，他为此挑肥拣瘦:没有精气神的不要，个头没他高的不要，没有文化的不要……他口中念念有词，看中一个就拨拉出一个；拨拉出80个的时候，他数着人头，却发现少了一个。他一眼就看到了俘虏堆里的那个大个子。

他问，“你怎么又回去了”？大个子回答:“我想回家。”他说，“东北解放了，关内还没解放呢”！说着说着，又把对方给拨拉了过来。

这个年仅17岁的大个子，就是后来的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惠滋上将。据说，二十多年以后，面对已成为他部下的黄达宣，徐惠滋说起了这段往事；而当黄达宣觉得不好意思，表示“军长，你别说了”的时候，徐惠滋表示，“老连长，这是历史呀”（张正隆，《雪白血红》）……

对自己的“解放”同样印象深刻的，还有离休干部、某师副政委张天铸。沈阳解放时，他是“剿总”特务团2营6连的中士班长。他后来回忆，解放军招募新兵时，“当时我就寻思，当两年国军，再当八路也好。……兵就是兵，别闹那个景了”。而当募兵的指挥员嫌他身材太矮、仅仅“一米六零出点头”时，他说，“个大割不去，个小还能长”。就这样，他被分到了2纵5师13团的一个班。

下部队那天，“班长乐坏了”。班长说:“这个新战友是个大知识分子，今后就当我们的‘学习组长’，大家跟他好好学”；班长还说，学习组长，“就是平时教大家学文化，开会讨论记个录”。而当他问班长“甚么叫‘讨论’”时，班长得意地说，“你连这个也不懂呀”？

张天铸后来谈到:“我高小毕业，是个‘知识分子’。现在讲这个叫孩子们笑话，那时有这文化程度可就是个宝了。……那时可重视文化知识了，对解放战士一点儿也不歧视。”

与徐惠滋、张天铸一样，被挑选入伍的“解放战士”，大约有一两万人。然而，在一部分人入伍、大部分人遣散之际，解放军面临着一个挠头的难题:那万余名或伤或残、或无家可归的国民党官兵，该怎么办呢？

不仅国民党伤残士兵。在东北各个城市，共产党的荣复人员，也达到十几万之多，“到处都可以看见残废军人”。农业部副部长、曾主管荣复军人安置的刘培植后来回忆说，“相当的人带着不满情绪发牢骚，讲怪话。他们讲，‘动员时说得好听，说是参军光荣，现在打伤了、致残了、复员了，没有人管……’”；而1948年秋天的一个突发性事件，更让他忧心忡忡:一群荣复军人闯进了黑龙江省政府，挟持了正、副主席，而面对前来劝说的部队首长，他们如同孩子一样，一个个嚎啕大哭……

在这个背景下，与入城仪式、秧歌队、朱毛画像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一样，化剑为犁、拓荒屯垦，成为1949年浩大的“解放”交响的音符之一了:这一年3月，在伤残军官郝光浓的带领下，28名荣军开进黑龙江镇赉县的千年旷野，办起了“东屏荣军农场”；以此为先声，新疆、甘肃、海南、黑龙江……一个个地广人稀的省区，处处可见脱下军装的复转军人。在他们当中，也夹杂着万余名“解放官兵”的身影:1949年3月，“解放二团”在汤原县香兰建场，不久后又派出300余人，创建了“通北农场”；当年9月，“解放三团”创办了桦南县孟家岗农场；这一年年底，在团长房定辰的率领下，“青干一团”也开进德都县，创办了二龙山农场……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大约14，000名“解放官兵”创办了七个农场。后来，有人以“种地犁后喘、开荒靠镐刨”的诗句，描述了他们在千里冻原上的艰难状况。

野狼、狍子、狐狸、野兔处处出没；极目四野，只有星星点点的几处农舍；大多数人没有家小，前往集镇，往往要跋涉一两天……即使如此，他们大多没有返回家乡，终身留在了这片荒野之地。年复一年，他们渐渐地老去，而即使在“拨乱反正”的大潮中，一万多名老人、中年人，也只有寥寥几个获得了“起义人员”的待遇。大多数人栖息着、沉默着，随后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了。直到今天，汤原县香兰农场仅存的几个耄耋老人，领取着400余元的退休金。

然而，2008年12月初，在接受本刊记者电话采访时，谈起六十年前，85岁的刘大安老人和79岁的胡兴旺老人，依旧不约而同地称之为:“我解放那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