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样“革文化的命”，在“文革”之前早已开始。我们年轻时喜欢唱的《外国民歌二百首》早已挨了批判，不敢再唱。就是我们觉得好听的“革命歌曲”也不时会遭受挞伐，弄得人们无所适从。1964年，我在上海郊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或“社教”)。那时，空政文工团刚演出了歌剧《江姐》，得到热烈的欢迎与赞扬。剧中江姐的一曲《红梅赞》，更因其曲调的优美和歌词的慷慨，备受欢迎。在农村的屋前田头女工作队员们也传唱不休。可是谁也不曾料到的是，没过多久，工作组长在会上传达了“上面”的指示，说《红梅赞》是“靡靡之音”，不要再唱了。谁的“指示”，没说；为什么是“靡靡之音”，没说，因此会后议论纷纷。于是，下一次会上又说:“不要唱，也不要再议论了。”我们这些读文科的，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事情非常敏感。1963年以来，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接连不断，批鬼戏，批“时代精神汇合论”，批“合二而一论”，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批《中间人物论》，早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每一次批判，都有背景，都有“来头”，稍不谨慎，说话走板，就会带来麻烦。因此，领导说不要再唱，不许再说，也就只好闭嘴。

“文革”开始后，这样的事就更多了。贝多芬、斯特劳斯、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自然不是资产阶级就是修正主义，不去说他，就连同中国友好人士的作品也一样扣上了这样那样的帽子。不记得确切的年份了，反正是在《茉莉花》事件之后。那时，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住在北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热情周到的款待，被称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在要离开中国的时候，多才多艺的西哈努克写了一首歌送给中国，词曲都很动情。记得歌词开头几句是这样的:“啊，敬爱的中国呀，我的心没有变，它永远把你怀念。”后面还有称颂中国的语句:“你是一个大国，从不自私傲慢，待人谦逊有礼，不论大小一律相待。”等等。在除了造反歌和语录歌几乎没有别的音乐的时期，西哈努克这支歌一下子在上海传唱开了，因为它的优美，也因为它的深情。但是，一切优美似乎都属于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则只能高呼万岁或打打杀杀。不久，当时在上海主持工作的徐景贤，在一次会议上就此事指责说:“有些人连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分不清了。”我听到的当然又是传达的传达的传达，但是西哈努克的这首歌，在上海果然从此不见播放也听不到传唱了。这大概就是所谓无产阶级全面专政了，连一首歌能不能唱，也要由上面钦定，只有他们(上头的江青和下头的徐景贤们)才把握着香花毒草的尺度。这也就难怪十年“文革”。中国的文艺，只剩下了八个所谓“样板”和语录歌、忠字舞了。

今天，人们称赞《茉莉花》，大概再料不到它曾同“黄色”连在一起。今天唱几首内容远不似西哈努克那样深情赞颂中国的外国歌曲，也不会担心分不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红梅赞》依旧唱响在舞台、依旧受到普遍的欢迎，当初下令不准传唱的人而今安在哉！时代毕竟在前进。对待文艺，尽管还有自认为有权判定作品生死的人，但民众已经不太理会他们的偏执，社会对于文艺的态度要宽松得多也宽容得多了。宽松和宽容，是文艺繁荣适当的土壤。从《茉莉花》的遭际看，彼一时，此一时，究竟哪个办法更符合艺术的规律和艺术的实际呢？(题签:吴瑾)●陈四益

◎陈四益，杂文家，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