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张爱玲对于胡兰成的态度,长期暧昧晦暗,她甚至为此停笔一年。但是,1949年以后,留在上海的张爱玲,必须严肃认真地面对这个问题。当时上海文艺界的负责人是夏衍,后来到北京当了文化部领导,长期在上海的柯灵与张爱玲关系也比较密切。上海的这些文艺界新领导人都很器重“才女”张爱玲,希望她能为新中国多写文艺作品。张爱玲也确实写了。
除了几个不太出名的电影剧本外,《小艾》、《十八春》是张爱玲这一时期的作品。在这两部作品中,张爱玲歌颂了新社会的政治清明,社会光明,甚至还使用了“ 为人民服务”这样的术语。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十八春》,是张爱玲后来大大删改过的。张爱玲离开上海后,突然180度大转弯,改变了她对新中国的态度,原先的歌颂,转眼之间变成了批判。
我们可以探讨一下,1950年张爱玲在上海写作《色·戒》的动机。我认为,她最初的动机是为了迎合政治形势,对自己当年的那段历史作一个清理。写丁默村与郑苹如的故事,并非为了一个英雄传奇,而是为了她自己。写这个故事是她不得不用一种婉转的方式,对自己的特殊历史问题作一个表态。然而,胡兰成毕竟是张爱玲曾经刻骨铭心的男人,当她触及这个问题时,政治便退居其次,感情上升到表面。而且,对于新中国在上海的文艺领导人来说,肯定不喜欢张爱玲写这个题材。因为,不管张爱玲写成什么样,结果都是在写国民党。
张爱玲离开上海的全部原因并不清楚,写作政治表态作品《色·戒》可能是原因之一。张爱玲想用这个故事来表态,但是领导不喜欢。张爱玲不愿在这个问题上委屈自己,加上其他原因,她离开了上海。她最终也没有去台湾,也许她认为,到了台湾也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她孤身一人去了美国。
现在张爱玲作品集中,《色-戒》标明的写作日期是1950年。我们不知道从1950年开始写《色-戒》,到1955年张爱玲到达纽约时,《色-戒》最初写成什么样子,曾经给哪些人看过。现在我们看到的短篇小说《色-戒》,是30年以后才定稿的。80年代出版《惘然集》时,《色-戒》才第一次面对社会。张爱玲在序言中承认,这个故事“屡经彻底改写”。而且,通过这篇序言,我认为,张爱玲确实是想用这部短篇小说,对自己的那段特殊历史作一个总结。张爱玲在序言中写到:
写反面人物,是否不应当进入内心,只能站在外面骂,或加以丑化?……对敌人也需要知己知彼,不过知彼是否不能知道太多?因为了解是原恕的初步?如果了解导向原宥,了解这种人也更可能导向鄙夷。缺乏了解,才会把罪恶神化,……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
因此,我们就能理解,张爱玲写《色·戒》,并非是要写当年的真实历史,而是要借这个故事,写她自己真实的内心。所以,小说中的麦太太王佳芝没有多少政治背景,也没有任何民族大义的色彩;小说中王佳芝的心理活动,很少有原型郑苹如的影子,完全是张爱玲自己内心的写照。在真实的历史中,郑苹如被捕后,承认了自己找人暗杀丁默村。但是,郑苹如说,是因为争风吃醋,因为丁默村不断沾花惹草。历史记载显示,郑苹如没有供出任何一个同伴。这段历史,张爱玲是完全知道的,但是,她没有这么写,因为,她不是要给郑苹如树碑立传,而是要写她自己。如果她要写一个女英雄的传奇故事,不会写这么短。张爱玲其实是用郑苹如和丁默村的故事外壳,写她自己和胡兰成的内心世界。
顺便说一下,胡兰成并不是一个对爱情忠贞的情人,而是一个滥情的愤青,他总是要弥补自己山里穷孩子出生的早年不幸。即便在被通缉的时候,他也没放弃在女人那里寻找失去的世界。当张爱玲跑到温州乡下去看他的时候,胡兰成正在同另一个女人鬼混。后来,胡兰成与女汉奸佘爱珍结婚后,依然到处张扬自己与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爱情”。因此,小说《色·戒》中,张爱玲对胡兰成这个女人堆里的老手,也表现出爱恨交织的痛苦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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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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