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9年被“战备疏散”到江西，邓小平一直很谨慎地潜居乡下。和同时被打倒的刘少奇不同，他通过汪东兴实际上和毛泽东保持着间接的联系。这种状况当然是按毛泽东的意图安排的，他在那里埋下了一个可以起用制约林彪的棋子。在1971年9月南巡途中，毛泽东在严厉批评林彪的同时，又看似无意地对在座的军区司令员们说:“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而邓小平也很“懂事”地注意不卷入政治旋涡。1970年9月13日，他在江西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请汪东兴转交。在信中，除了对刚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做例行的表态外，邓小平特别强调自己“除住宅和去工厂外，未出院半步。每天上工厂，有干部黄同志跟同。……我们对外没有别的来往，只同几个小孩通信。”1971年11月6日，邓小平获准第一次听传达中央文件，就是关于林彪出逃一事。两天后，他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对林彪“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表示“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他借此机会，再次申明在江西“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在多事之秋，这种“守规矩”的表态是邓小平争取复出的最好方式。他最后写道:“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这封信也是林彪事件后正在孤寂中的毛泽东很愿意看到的，虽然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在林彪事件后一再表示拥护毛泽东，但他仍然怀疑究竟哪些人还与林彪有暗中的联系，或是准备利用这一事件向他发难，他需要一个彻底与这一事件毫无关系的人。因此，邓小平的信很快得到了良性反应。毛泽东质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啦？”指示:“他的事还要汪东兴管。”并且把邓小平来信批印中央政治局。往来的鸿雁传情，终于在第二年有了结果。
1972年8月1日，邓小平听了第四次传达林彪事件的报告后，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揭发批判林彪的来信做出批示，予以肯定: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当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邓小平复出指日可待。
从1972年起，毛泽东先后在一批受到诬陷和打击的老干部及家属的来信上分别做出批示，同意陈云回北京，指示对谭震林、罗瑞卿、谭政、杨成武、李一氓、苏振华、林枫、叶飞、吴冷西、舒同、郭化若、李卓然、何长工、白坚、李克如、贺诚、许涤新、范长江、江一真、李一夫、柴沫、林铁、陈丕显、刘景范等人或予以释放，或解放恢复工作，或按照人民内部矛盾性质酌情做出安排。他在批示中做自我批评说:“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还特别批准了陈云、王稼祥要求进行经济和外事调查工作的来信，又专门指示周恩来，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当让他回来”。
1973年12月12日至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肯定朱德是“红司令”，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
毛泽东还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予以了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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