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还对来访者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党不顾人民极力反对，强行要开的所谓国民大会等。重庆来的策士们与中共高层人物经过多次会谈，最后总算形成了一个《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文件，可视为几天来会谈的总成果。
7月5日早餐后，访问团成员匆匆赶往机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到机场送行。最后握别时，毛泽东特地叮嘱6位参政员到重庆后务必向蒋委员长致谢，并称:“有诸位来延安，使我们听到许多平时不易听到的话，增加了不少了解。并祝蒋委员长健康。”同时，毛还托傅斯年转达自己对胡适老师的问候——尽管胡适与傅斯年一样，当年甚是不把这位图书馆助理员放在眼里。
6位参政员风尘仆仆回到重庆，除向国民参政会和蒋委员长递交了《会谈纪录》外，各人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了报章文字或发表了谈话。此次访问团的盟主黄炎培于兴奋之中点灯熬油，苦干了几天几夜，草草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出版发行，内中对延安的人和事极具赞赏，文中说:“在延安的几天里，随处可以见到，这是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的缘故。我们应该知道中共政治作风已变了。不是变向别的，而是变向平凡。”最后的结论是，自己的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中”。
与黄炎培不同的是，左舜生的文章中念念不忘他的梦中情人——蓝苹，左氏说:“七月五日那天，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毛带着他们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即李讷，时5岁）来送我们，两只秀美活泼的眼睛，看样子似乎和我在战前见过一次的蓝苹有点像，可是蓝苹本人依然没有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当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后，我还是感到这是此行的一点遗憾。”
与黄、左大不同的是，傅斯年的延安之行，有自己的观感。他和毛泽东因为旧曾相识的关系，单独聊了一夜。上天入地的谈开了，也并没有使他们成为朋友。
因为了政治观念的分歧，傅斯年与毛泽东的关系，和后来的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极其相似。各自的性格与政治倾向不同，是傅斯年不可能对毛泽东产生崇拜的根本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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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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