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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后，江苏高等检察处对褚民谊提起了公诉，列举了他所犯的五大罪状:一、附和汪逆，反抗中央，出任伪职；二、参与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三、对英美宣战；四、助敌成立振兴公司，帮助日本进行扩充军需；五、在广东省长任内，擅加关税，补给日本军用。认为褚民谊“通谋敌国，反抗本国之罪行无有宥恕”，并据此送请法院依法审判。
4月15日下午2时，江苏高等法院刑事第一庭公开开庭审理褚民谊汉奸案，审判长为孙鸿霖，推事石美瑜、陆家瑞，首席检察官韩焘。到庭旁听者极多。褚民谊一脸灰白胡须，身穿深色棉布长衫，扎脚棉裤，头上戴一顶黑色帽子。在他被押出铁门时，拥在门口的记者纷纷上前拍照，这时的褚民谊还故作镇静，笑着说:“啊呀，材料太贵，经济一点。”一时间，厅内“大汉奸”之唾骂声不绝于耳。褚民谊深吸了一口气，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检察官韩焘首先宣读了起诉书，列举了褚民谊几大罪状。褚民谊知道，按照起诉内容，他肯定是难免一死，于是开始为自己辩解:“检察官说南京政府是想推翻重庆政府，说有了中央政府，何必再要南京政府？”他把头一扬，继续侃侃而谈:“要知南京政府是在日本铁蹄之下，日本占领之特殊情形下，而来救国救民的。如果说他不抗日的话，则如中日基本条约改为同盟条约就较前减轻多了。和平救国是用和平的方法来折冲的，像重庆秘密派人来南京，绝不追究，甚或要掩护他们……”
褚民谊对汪精卫大加吹捧，他说:“国难当头，战事颓败之时”，“幸有汪先生其人者，不顾一己之安危，抱吾人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宏愿，根据我党27年汉口临时代表大会之宣言，响应近卫声明而发艳电，始而复党，继而组府”，实在是一个“仁人君子”。对汪精卫的卖国投敌罪行进行了一番掩饰，其目的还是在为自己开脱卖国的罪责。
褚民谊还大事吹嘘自己的历史“功绩”，特别强调他在任伪职期间的种种“有利于抗战”的事迹，标榜他“于党国，社会文化不无微功”，不仅从日本人手里收回许多文物，还主持“收回租界”，他说:“本人任外交部长时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可办，对于日本人占我民间房屋或其他不利于人民的事，我就出来与他争论。日本人因为我的年纪大、声望高，在对我交涉的事也让出来或改正，这也可以说是我抗日的一种方法……当时我国武力不足，已退到后方，试问人民是否希望有人出来维持他们呢？所以，南京以和平方法抗日来维护人民，总是不错的；至于下面的人有不好的地方或贪污不法的行为，那就非南京的本意了。”
褚民谊还狡辩说:“检察官要判处我为叛国元首，事实上我是南京政府里的第十二名，前有各院院长五人，副院长五人，内政部长，以后才是我外交部长。”“我从事和平运动时，即有电给蒋委员长，是否收到不清楚，后来在胜利时，接到蒋委员长电报，谓汝追随总理十余年，在广东维持治安有功，可从轻发落。”
不仅如此，褚民谊还在法庭上装疯卖傻，插科打诨，出尽洋相。当别的检察官循例问他“听清楚问题了没有”时，他挤眉弄眼回答“我是浙江人，你一口苏北话我可听不明白”，引得哄堂大笑，检察官也面红耳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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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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