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后，邓小平多次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7月21日，邓小平同中宣部部长谈话，严肃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8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负责人时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驳不倒的。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了，同意这个观点和文章。9月，邓小平视察东北，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工作时尖锐地指出:“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及其深远影响

1978年12月18日，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全会对真理标准讨论作出高度评价，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要解放思想，努力钻研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中国结束了“文革”后的两年徘徊，走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端正思想路线，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一致起来。1979年1月到4月，中央在北京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出，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对作为理论体系的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个人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的区分，强调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经历过无数次悲惨的失败，是毛泽东思想才使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毛泽东的一生为中国人民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的功绩。毛泽东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

大力平反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胡耀邦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在全国范围内积极稳妥地开展了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工作。继天安门事件平反之后，彭德怀、陶铸、薄一波、刘澜涛等在“文革”中蒙受冤屈的老一辈革命家得到平反昭雪。1980年2月，党中央作出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文革”中最大的冤案被彻底推翻。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两年中，全国有300多万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和纠正，47万多名中共党员恢复了党籍，54万“右派”得到改正，数以千万计受株连的干部群众得到解脱。1979年1月，中央决定给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又使至少2000万人结束了长期受歧视的生活。社会关系的调整进一步理顺了民心，大大增强了全社会的凝聚力。

开展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安徽、四川两省率先进行改革农业管理体制的探索，制定了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收到显著效果。1980年起，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全面推开。1979年7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对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经济特区。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格局初步显现。

30年过后，回望我们走过的民族复兴之路，几乎每一步都打着思想解放的鲜明烙印。思想解放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用科学取代愚昧，用民主取代专制，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激发出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无尽的生机和活力。（于化民）

摘自《党史博览》杂志 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