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经氏的这一观点却并未销声匿迹。”郑欣淼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思想不绝如缕，常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其实质仍是如何对待我们的历史和传统。国家对故宫博物院很重视，但皇宫、皇帝与‘封建’的联系仍像梦魇一样使许多人困惑。”

“故宫要着手改建”

1958年9月，《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有这样的表述：“故宫要着手改建。”

《规划说明》具体提出：“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

1959年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提出，可以保护“天安门以及故宫里的一些建筑物”，“故宫要改建成一个群众性的文体、休憩场所”。

此前，毛泽东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毛泽东是两次提到张奚若时说这番话的。1957年5月1日，毛泽东征求政治学家、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对工作的意见，张奚若即把平日感觉归纳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并当面提了出来。

“‘好大喜功’，看什么大，什么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难道好小？”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说，“中国这样大的革命，这样大的合作社，这样大的整风，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难道喜过？‘急功近利’，不要功，难道要过？不要对人民有利，难道要有害？‘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

毛泽东定下调子：“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1958年4月14日，周恩来致信中共中央，传达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提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此后，北京市迅速制定了一个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故宫要着手改建”随即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