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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五，湖南巡府岑春冥下令警方开枪打死十多饥民，几十人受伤。压迫下的反抗终于再度爆发。初六子夜开始，长沙800多家米店、碓坊堆栈余粮荡然无存。愤怒的群众还一把火烧了抚署头门、大堂、二堂。将全城粮店抢劫一空，中路师范、府中学堂、洋行、教堂均未幸免。
与此同时，宁乡、益阳等县也有吃大户等骚乱发生。
1910年前后，长沙遭遇自然灾害减产，而开埠后的岳州、长沙更是被经营粮食的外商趁火打劫，他们取得了清廷外务部批准，简直就是来抢大米，不算走私粮食，走官道的每月就达2000-3000石。以至于黄贵荪跳潭的这个月，长沙市国有储备不到30万石，不够全市吃两个月的。粮价涨了3-4倍，米店高悬“早晚市价不同”6个大字。
黄贵荪一家投潭的第五天，清政府调兵入湘，英日美德等国也派来10多艘军舰，一同镇压了这次风潮。
天府之国人相食
一群金发碧眼的洋人，行进在1936年天府之国龟裂的土地上。在外来入侵频繁的年代，这群人却没带武器，因为他们是“国际社”的记者。这次考察中，他们所见与国民党《中央日报》的描述相差无几，仅一个梓潼县里以草根、树皮、白泥果腹的饥民就有18万之众。铜梁县饥民为挖白泥填肚子挖塌了山石，压出30多条人命。
在中国近代史上，区域性的粮食危机时时发生，因生产能力和抗御自然灾害能力的低下，所导致的局部灾荒几乎没有断过。同时由于当时中央政府没有能力及时地调控全国粮食在各省间的分配，所以经常会发生地方性的饥荒。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贵说，近代史上，有记载的人相食事件就有170多起。天灾人祸频发的年代“人吃人的社会”，不是一种比喻，“社会”前面那四个字绝不是形容词。
国际社记者拍摄的照片，在1996年初被台湾记者徐宗懋在台北中华历史工作室档案中发掘出来，从照片上看，骨瘦如柴的儿童一个个腹涨似鼓，和人们今天看到的非洲饥饿儿童何其相似。
上个世纪初到1937年，四川省经历了除旱涝这两种常见灾害以外的雹灾、虫灾，还有人祸、匪灾。据四川省“赈济会”统计，1936年、1937年全省受灾，大户囤粮，米价疯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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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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