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场面

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这篇文章。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关锋五人谈话，提到了戚本禹的文章。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接着，毛泽东谈到了姚文元的文章，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毛泽东还点名批判了吴晗和翦伯赞，他说：“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毛泽东的这番话，肯定了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支持他们批判吴晗和翦伯赞，政治态度是十分明显的。

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发表讨刘“檄文”

田家英本是毛泽东的秘书，也是最早赏识并提拔戚本禹的人。在中南海，田家英不仅呵护着戚本禹，还经常在毛泽东面前替戚本禹说好话。可以说，戚本禹能够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是与田家英在毛泽东面前为他说好话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戚本禹却取代了田家英。

“文革”发动前夕，田家英因在批判彭德怀、包产到户等问题上与毛泽东意见不一致，逐渐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决定，不让田家英参与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工作，由戚本禹接替田家英的工作。又隔了几个月，田家英的问题被“升级”。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２日下午，中央的几位干部与戚本禹一同来到田家英的家里，代表中央向田家英宣布了两条：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们代表党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的工作。这样，戚本禹正式取代了田家英的位置，掌握了中央办公厅的枢要大权。不久，戚本禹又成了毛泽东、江青两个人的秘书，在中南海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

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至２６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负责人７６人。戚本禹作为《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与江青、张春桥、关锋一起出席了这次会议。各地的党政干部都意识到，今后，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反映意见，要通过戚本禹了，所以，大家都主动接近戚本禹。戚本禹“少年得志”，更加趾高气扬，每日昂首阔步前来参加会议，对那些地方大员，他都不放在眼里。连当时赏识他的江青也说：“戚本禹眼睛长在额头上，朝上看。”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中也描写了戚本禹当时的傲慢情形，他写道：“到了钓鱼台１６号楼，我找到了戚本禹。我把林彪口授的信稿给了他，并转达了林彪请他‘看看’之意。戚本禹很高兴。他可能是午休后刚起床，也可能是三伏天天气太热，只穿着背心和裤衩，坐在电风扇前看着林彪的信。他有个绰号叫‘戚大帅’，加上他看信过程中接了一次电话，口气十分生硬，这就更给我以此人粗鲁的印象。”

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戚本禹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之一，名列穆欣、姚文元之前。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是戚本禹人生的重要一步。他从此进入了“中央首长”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