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文革”宣传画

由于多种原因，毛泽东与他的“亲密战友”间出现了裂痕。林彪目的难以达到，也越发沮丧，之后曾多次在集会或接见外宾时，与毛泽东不辞而别。毛泽东对林彪越来越失望，他决心限制一下林彪的权力，遏制其迅速膨胀的野心，并开始逐步直接掌握军队。

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５日至９月１２日，毛泽东到南方巡视，１６日到达湖北武昌。在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以及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的谈话中，毛泽东回顾了党的历史，他说：“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同志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管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到长沙后，毛泽东在与华国锋等人谈话时，专列服务员拿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词，毛泽东叫吴旭君、张玉凤一起唱这首歌，当大家唱到“一切行动听指挥”时，毛泽东说：“等一等，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能得胜利呢？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他又说：“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这样我们多好呀！”２８日晚，毛泽东接见广东刘兴元、丁盛和广西韦国清，对他们说：“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林彪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组长。”３１日，毛泽东到南昌，当晚与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话，毛泽东说：“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９月３日，毛泽东在杭州，最后谈到军队问题时说：“现在的几位大将（指黄吴李邱）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会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１２日毛泽东回到丰台，又一次谈到进城以后，很少抓军队工作等问题。不料，第二天便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林彪拥兵自重及其阴谋败露后的外逃，对毛泽东精神打击很大，为此他大病一场。正是这次事件，促使毛泽东重新审视“文革”发动和发展的整个过程，决意重新启用被打倒和排斥的老干部，并着手亲自掌握军队情况。在这种背景下，“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在毛泽东头脑中逐步酝酿成熟，不久便正式宣布实施。

宣布对调

林彪事件后，在周恩来等不懈努力下，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纷纷被解放出来。１９７３年３月７日，邓小平也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此时，周恩来病情不断加重，毛泽东有意培养邓小平，对他格外器重，并有要他作总理接班人的意向。一次，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时谈到，“各大军区司令员很久没有调动了”，问他怎么办？邓小平心领神会，随手将身前的茶杯“对换”了一下。

“英雄所见略同嘛！”毛泽东说。随后，两人会心地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