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彭德怀

陈强林本来对庐山会议疑虑重重，一年多来又亲眼目睹农村的严酷现实，内心中更钦佩彭德怀。陈强林虽在各种场合避而不提中央工作失误，但在日常生活中却不可能不流露，况且他又不善于伪装作假。陈这种精神状态的干部，自不适于在中央机关工作。于是上面以保密矿山需要政治上可靠干部为借口，把陈调出了北京。郴州矿山因初建不久，生活条件简陋。湖北人陈强林到矿山还能适应，但北方人王春玲却不适应潮湿气候，身上起湿疹，患了过敏性皮炎，这虽不妨碍工作，但却是难治的顽症。

1962年秋中央卫生部派一工作组到矿山检查防治职业病情况，其中一人与王春玲相识，了解情况后，对王春玲很同情，临别时说，回北京难以办到，但可争取调北方工作。经过一番波折，1963年春，王春玲调往陕西省临潼温泉疗养院医务室工作。陈随王调到疗养院任办公室主任。这里有骊山温泉、唐玄宗杨贵妃用过的华清池，还有西安事变时蒋介石住过的五间厅、“捉蒋亭”。该地与西安市有公共汽车来往，一年四季游客不断，比湖南矿山环境好。陈、王夫妇安顿下来了。

“文革”初期，疗养院尚平静，红卫兵们偶尔来抓疗养中的“走资派”、“当权派”，本院职工暂未卷入。但红卫兵的宣传品、小报都流传到院里。彭德怀被红卫兵揪回北京关押，在群众大会上被批斗、殴打，挂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牌，推上卡车游街，乃至浦安修也同场被批斗，弯腰“喷气式”形象照片满天飞。王春玲陈强林看到后，回到住处痛哭流泪。

在1967年8月16日掀起的大批彭德怀的浊流恶浪形势下，同情彭德怀的干部、群众，包括彭的亲属、老部下、身边工作人员都感到茫然、彷徨，心烦意乱，不知所措。王春玲和陈强林除了暗中祈祷祝愿，希望彭德怀能少受些身心折磨外，也无可奈何。

临潼疗养院不可能是世外桃源。1967年1月上海“夺权风暴”蔓延向全国。陕西省从西安市向外辐射，疗养院职工中想夺权、享用一番掌权发号施令威风者不乏其人。于是也成立“革命造反组织”向“走资派夺权”。陈强林作为“二级当权派”，也被靠边站。

毛泽东对两派斗争指示要大联合，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掌权。陈强林因在疗养院工作表现尚好，没有“劣迹”，被造反派双方均视为结合对象，但必须把陈的工作表现和历史上的问题查清楚，以免被查出问题后，让对立一派抓住把柄，攻击为拉拢、包庇坏人。于是两派都派调查组到郴州、北京调查。在郴州矿山没有查到什么问题。到北京后找中央办公厅，因人事变迁大，已没有当年直接共事的人员，只是提供听到的一些情况。先来的一派调查组觉得没有可再深挖的了，就返回疗养院向派头头汇报，是否结合未作决定。另一派到中央办公厅调查后，不甘心空手而归，就问陈的家庭历史，回答说，凡调中央机关的，下级单位有保送责任，必须严格审查出身历史承担责任，因此估计不至于有问题。又问陈的妻子王春玲怎样?回答说她在中央卫生部保健局工作，具体情况不明。调查组到卫生部去，保健局人事变迁，许多知情人已不在了，有熟悉情况的也闭口不讲。不知一位什么人想起说，曾听人传闻，说王春玲是彭德怀的干女儿。这一爆炸性的讯息，使在场的人惊异不已。调查组请人写出书面材料。讲的人说，这只是转了多少次手的传闻，讲此事的人已到外地不知去向，难以写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