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1975年，在邓小平、胡乔木主持下（还有康生，但康已病重，只是挂名），有一个名为“材料组”的小组，由李鑫、胡绳、吴冷西、熊复负责，有从中央党校来的几个人参加，在做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工作。

这个材料组，在中南海乙区庆云堂西四院工作，是胡乔木主持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一部分，但专做毛选的编辑，同在中南海丙区工字楼的政治研究室的工作是分开的。1975年10月，我被调到这个组来了。

我那时已经获得“解放”，分配在教育部工作。胡耀邦复出后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提出了一个向国务院的汇报提纲，胡乔木叫我也来参加提纲的讨论和修改，大概是因为我曾经参加过聂总关于科学十四条的文件的起草吧。接着，胡乔木又决定把我调来政治研究室。先是要胡绩伟和我参加邓力群主持写出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的改写。胡乔木认为这篇文稿写得很好，但是太剑拔弩张了，如果这样发表，就像“一个拳头打了出去”。这当然是指打向“四人帮”。当时，乔木不赞成这样写。要胡绩伟和我重新改写，完全从正面写，写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分别写毛泽东这三项指示一项一项的意义，再写这三项指示两两之间的关系。我和胡绩伟聊了几通。记不得是不是写了一个粗粗的提纲，或者是连提纲也没有写出来，胡乔木又找我谈，说：写这样的政治评论，是吴冷西的专长，已经请他来写，你没有经验，还是过西四院来参加毛选的编辑工作吧。

我过来以后，李鑫告诉我，《论十大关系》已在胡乔木主持下依据两份原始记录（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一次和接着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一次）重新整理，已经毛主席看过同意，算是定稿了。还有一些讲话记录，如1956年11月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等，还有待整理。他要我先阅读毛主席讲话记录的档案。又向我交代了整理讲话稿的原则。当然首先要求忠实于原稿。但原讲话记录不单有文句不完整的问题，表达不准确的问题，逻辑不严密的问题，论述太重复的问题，还有引据的事实、历史、文句待查证的问题，等等。所以要做很细致的整理工作。还有，毛主席有些观点后来有发展变化，有些是重大的变化，这就要根据后来发展了的观点，来加工整理前面文稿中的观点。他还说，所有经过整理的稿子，都要毛主席看过，毛主席认可，才能算数。他还举了陈伯达整理第五卷文稿时有些篇目调动过大、过于随意的教训，要我们做编辑工作时引以为戒。这些叮嘱我都谨遵，觉得编辑毛选大概一直是遵循这些原则的。我在1966年2月参加整理毛泽东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记录稿，不就是按1962年10月八届十中全会时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改动了1962年1月讲话记录稿中原来的表述吗？我那时对用后来的观点改动原先的观点是否恰当，一点也没有发生疑问。

很快，反击“右倾翻案风”起来了。我为查证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涉及的已发现的化合物数量等情况，去化学家袁翰青家里请教。他详细地作了解释，但他关心的却是为什么要批邓，反复陈述他对此举的不理解，以为从我这里可以得到某种解答。其实，这也正是我极不理解、极其苦闷、得不到解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