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月16日，运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纸型的飞机抵达湖南长沙大托铺机场。省市委党政军领导人捧着纸型走出机场

精读毛选顺阅名著

政治形势暂趋平稳，工作人员相对固定以后，根据领导的指示，我和部队的一位同志到永福堂接管了田家英同志那里的材料。在进入冬季的一个寒冷日子里，我们从中央档案馆接管了毛主席1949年10月1日以后至1962年的手稿和讲话原始记录稿，在中央警卫团的押送下运入中南海，放置在甲楼南面中间的屋子里。编辑《毛选》五卷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甲楼的组织改称“材料组”。我的主要任务是：保管毛主席的手稿和讲话原始记录稿，看管有关的图书资料；联系秘书局印厂和收发室，印制文稿，收发信件。

不久，中央开始着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选编工作，地点在怀仁堂，参加者以周恩来总理为首，加上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这件工作刚开始时，康生在怀仁堂东休息室接见过工作人员。每天晚上，这些人在怀仁堂阅读我们提供的毛主席的手稿和讲话，然后决定哪些文章入选，哪些文章不入选。每次会议的情况，都反映在一个名为《天天读》的简报上。但是，没有多长时间，选编工作就停止了。

1968年春天，中南海各单位响应毛主席“种花没有用，种菜可以吃”的“庭院革命化”号召，挖掉花草，在花圃和草坪上大种蔬菜瓜豆。我们这些无事可干的人有事干了。来自基层部队的同志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他们不怕苦、不怕累，脏活儿重活儿抢着干，赢得了周围的人的赞许。我们种的蔬菜获得了大丰收。

工作停顿了，何时恢复没有期限。后来，基层部队的同志回原单位了；江涛回警卫二处上班了；很多时候，钟仲因为秘书局有事也不到材料组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甲楼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的工作，也只剩下保管文书档案这一项。

远离政治运动的干扰，没有其他事务的纠缠，身边又有那么珍贵、丰富的档案、资料和图书，这对于我这个书呆子来说，正是大快朵颐的好时机。当时甲楼存放档案的地方，不是库房，是普通工作人员的办公室。这里没有防虫、防潮、保持恒温的设施，也没有空调、电扇，只有一支温度计和一支湿度计，没有防护工具，文件装在书套里，书套放在铁柜里，铁柜放在地板上。为了防潮，需要多开门窗，但要防止虫子进入；为了防霉，需要多开书套，翻晾文件，但要严防磨损。这样一种近于原始的工作方法，使我有机会反复接触毛主席这一时期的文稿原件。我还浏览了一遍《刘少奇言论集》，翻阅了我所保管的大部分图书杂志，不少是过去没有读过的，如，康生批注的《金瓶梅词话》、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和她的情人》等。在普通书籍里，我发现了毛主席亲笔修改的《评“白皮书”》等小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