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1月14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的陪同下，在深圳与任仲夷亲切交谈。

我和田夫在会上还提出：应当划清因经验不足而造成工作失误和违法犯罪的界限；走私贩私、投机倒把同正确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界限；在处理罪责时，应划清个人贪污与非个人贪污的界限。基层干部出现工作失误，与省的政策有关的，应由省委、省政府承担责任。

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谷牧、余秋里、韦国清、姚依林、彭冲、王鹤寿等中央领导先后在会上作了讲话。他们要求广东、福建两省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的《紧急通知》，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开展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更好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一步发展经济。会上有的同志把广东的问题讲得很尖锐，但都是出于好意，都是为了把广东工作切实做好。但有个别的同志包括中央领导同志，在表达的言词上，难免有某些不宜对下和对外传达的话，譬如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的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有的甚至说：“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等。

该如何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呢？会后我找了胡耀邦，我对胡耀邦同志说：“这次会议，没有一个传达提纲，我觉得同志们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都很重要，但回去往下传达时不可能讲这么多，特别是有些话不宜往下传达。譬如：‘这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现在，就在珠海码头附近‘文革’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字标语还未刷掉，澳门那边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们这次又提出这一个口号，恐怕更会引起港澳和海外的疑虑，也会引起内地的人，怀疑我们的政策变了。”耀邦同志回答得很干脆：“哪些话可以传达，哪些话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

两省座谈会结束，我回广州没几天，胡耀邦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说，中央书记处将两省会议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政治局常委以为广东的同志思想还不通，（我明白主要是说我）还有些问题没“讲清楚”，还很不放心，还是请你来北京一趟。因此，还要我再度进京。我提出请田夫同志一起去，耀邦同意了。

第二天，我和田夫同志再度赴京。当晚八时许，耀邦、紫阳接见了我们，一直谈话到深夜。

耀邦、紫阳先向我们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有的政治局常委认为，广东的工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头了。接着，耀邦向我询问了许多具体问题。我一一作了解释。

最后，耀邦对我说：仲夷同志，你给中央政治局写个自我检查好不好？我说：当然可以，我到广东工作虽然才一年多，时间虽短，缺点还是有的，我毫不犹豫地同意向中央写自我检讨。

第二天，我先将检查征求了刘田夫同志的意见，然后送给耀邦。他看了两遍，说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