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2月2日,陈云在看《人民日报》

当时苏州河上有十几个桥，每个桥上都有国民党特务，而且特务中有一些是变节的叛徒，由于过去为党工作过，他们中有很多人认识陈云，不少地方都挂着陈云的通缉令，上面有陈云的画像。有一次，陈云遇上一位特务，就先声夺人地说道："我警告你，如果你敢揭发我，共产党饶不了你，早晚有一天要找你算账！"据陈云的子女在《陈云家风》中写道：陈云做了多年地下工作，特别能掌握叛徒的心理。果然那个特务被吓住了，把帽子往下一压，头一扭，就装作没看见过去了。因为当时共产党的专门处决叛徒的中央特科在上海已经"名声大振"，早就令那些叛变的特务闻"名"丧胆了。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与共产党作对，过不了几天就被教训了。就这样，陈云利用叛徒心虚的弱点，一次次地躲过了被叛徒告密的危险。

不久，从香港返沪的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潘汉年来到上海与陈云会合，他们对于恢复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任务均感到压力巨大。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知道了陈云到了上海，也知道上海白色恐怖严重，认为上海环境十分险恶，在上海十分冒险。于是决定请陈云、潘汉年等人尽快赴莫斯科。由此，1935年8月上旬，陈云与陈潭秋、曾山、杨之华、何实嗣(何叔衡之女)等人在宋庆龄的帮助与巧妙安排下秘密地乘上了一艘苏联货轮。为了避开敌人的搜查，陈云藏在船的底舱里，那里霉腐气味刺鼻，空气稀薄，又不能发出任何响动，直到货轮驶出吴淞口他才走出底舱。陈云一行在海参崴下船后，从那里改乘火车经西伯利亚于9月上旬抵达莫斯科。潘汉年于8月下旬，化名"水番三郎"乘苏联货船"东方号"离开上海，9月下旬抵达莫斯科。

陈云在上海住了大约一个半月，《随军西行见闻录》就是陈云在上海寻找地下党组织关系和等候去苏联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写下的追述红军长征的文稿。为了便于公开发行与流传，他以"廉臣"为笔名，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向世人第一次生动细致地记述了红军长征的历程，描写了红军领导人同群众的密切联系。

向世界宣传长征的第一人

陈云一行到达莫斯科之际，正是共产国际急切盼望了解中国共产党情况之时，因此，陈云的到来使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人非常兴奋。陈云一行抵达莫斯科后，立即受到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人的接见。这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刚闭幕不久。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央红军已长时间失去联系，陈云便借此机会在10月1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详细地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

陈云在报告中，把红军长征分为从江西到贵州、进入贵州到占领遵义、攻下遵义到渡过金沙江和过江之后四个阶段。在谈到第一阶段时，陈云着重指出，红军在取得突破国民党军队四道封锁线胜利的同时，已经明显地察觉到纯军事性质的错误，他说，"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接"。由此，"我们对此前‘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表示不信任"。在黎平，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争论，"原来的领导人坚持直线前进的做法，认为此后也必须照此办理。我们坚决加以反对......全体红军将士都主张应该突破薄弱环节，朝着敌方较弱而红军可获得新的兵员补充的地方前进。这场争论以决定改变原来的方针而告结束"。

对长征的第二阶段，也就是从进入贵州到占领遵义城这一阶段，陈云认为取得了四个胜利：一是抛弃了过去"直线"行军的做法，转而采取了比较灵活机动的行进方式。由于策略改变，前进比较顺利，打进了贵州，攻占了遵义城；二是在当地招募了新兵，扩充了队伍；三是在遵义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建立了地方革命政权；四是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在谈到遵义会议时，陈云着重指出："我们在这次会议上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