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在松花江大桥通车典礼上讲话

陈云离开成都几日后，在当地报纸的一处极不惹眼的地方上刊出一则名为："廖家骏启事"的遗失启事。启事的内容是："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枚，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这则看似再普通不过的启事传递的却是极不普通的信息。登启事的那位"廖家骏"便是陈云，这则启事的内容是陈云出发之前与周恩来商量好的，启事内容也是根据事先约好的暗号来写的，以此来向党中央传递自己已经冲出重围，安全到达成都的信息。

来到重庆后，为了安全起见，陈云安排席懋昭在旅馆里等着，自己带着刘伯承的另一封信，几经寻访终于在一个药铺找到了刘伯承的弟弟刘叔禹，随后便在刘叔禹家安顿下来。刘伯承的母亲对陈云嘘寒问暖，全家热情地招待了陈云。十几天后，刘叔禹为陈云买好去上海的船票，送陈云到朝天门码头上船。陈云告别了刘伯承的弟弟和几十天来一直护送自己的战友席懋昭，只身前往上海。上船前，陈云紧紧地握着席懋昭的双手说："懋昭同志，太感谢你了。这次路上太匆忙，等革命成功后我要再回到成都来，找你一起去看杜甫草堂！"席懋昭也笑着说："好，我到时候一定在成都恭候。一路上请多多保重！"

汽笛长鸣，轮船缓缓东行，陈云心潮难平。新的艰巨任务正等着他去完成，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之行究竟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滚滚的江水犹如陈云此时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冒险恢复上海地下党的工作

1935年7月初，陈云几经周折终于抵达上海。他化名"李介生"秘密住进位于当时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新永安街的永安旅馆。

陈云这次回上海是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领导恢复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地下组织，同时设法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近况，尤其是遵义会议的情形。

陈云抵达上海后才发现，此时的上海已经与以前的情况大不相同。不仅白色恐怖更加严重，而且中共上海中央局接连遭到三次大的破坏，损失十分严重，一时间，难以接上关系。考虑到这种情况，陈云只好先去找老朋友章乃器。章乃器此时已是上海的一位知名人士了。他除了担任浙江实业银行的副总经理和沪江、光华大学的教授外，更重要的是，他以很大精力从事抗日救国运动，被誉为"中国左翼运动的理论家"。章乃器的二弟章郁庵曾任中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支部书记、上海店员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与陈云共同从事过工运斗争。而已改名为"章秋阳"的章郁庵，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的公开身份，继续从事秘密工作。

通过章乃器，陈云很快见到了章秋阳，并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章秋阳立即将陈云转移到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358弄尚贤坊21号自己家中。不料有一天，陈云与一位来找章秋阳的人不期而遇，这个人原来也是商务印书馆的党员，与陈云相识。为了安全起见，章秋阳马上安排陈云更换了住处，移至英租界山西北路老泰安里唐文云（章秋阳爱人）家中。

这时原商务印书馆党员孙诗圃，奉党组织之命从无锡赶到上海，参加掩护陈云在沪的安全工作。之后，陈云又通过章秋阳找到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同志，了解了上海党组织的情况；还通过潘渭年知道了在港的潘汉年将立即来沪。同时陈云还顺利地找到了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和何叔衡的女儿何实嗣（因为她俩与共产国际驻上海联络员都有联系），并通过她们很快与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联络员取得了联系。

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之后，陈云立即着手恢复受到严重破坏的白区地下工作。恰在此时，刚刚与陈云建立联系的上海地下党组织再次遭到敌人的破坏。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共江苏省委、共青团中央局大批主要领导被捕入狱，连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即劳伦斯）也在上海遭逮捕。形势万分紧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