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老兵归乡

初来的时候，没有人听得懂闽南话。更可悲的是，由于台湾社会长期沉埋着“2.28事件”的省籍仇恨，台湾本地人私底下以“老芋仔”的贬抑称呼，泛指所有的大陆籍退伍老兵及大陆籍人士。

“老芋仔”在闽南话里，和“老黑仔”发音相同，这“老黑仔”的叫法又隐喻“猪仔”。可见这些退伍老兵当年从部队进入人海茫茫的台湾社会，他们的内心是如何的彷徨无助，受到歧视对待时，又是如何的孤立无援。

来自大陆各省的退伍军人，这百万之众的“失根兰花”，像浮萍般漂洋过海，离家时不过弱冠之年。一般人的弱冠之龄，正是黄金岁月，然而，这些追随蒋介石到台湾的第一代国民党军，受限于当局早年之军人禁婚规定，许多人终生未婚，更遑论养儿育女。

在那个两岸敌对、天天喊打喊杀的年代，台湾地区军民稍与大陆方面联系就有可能被冠以“匪谍罪”论处。小吴是“外省第二代”，他的父亲是军人，当时只能偷偷摸摸地从海外亲戚那里辗转得知老家的事情，稍解乡愁。

有些老兵想跟老家通信，一是台湾当局禁止，二是大陆重新进行过行政区划，记忆中的地址已成历史，连只纸片字都传递不到朝思暮想的亲人手中，返乡探亲是难如上青天的奢求。诗人余光中写过，“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这样的诗句抚慰不了老兵，却是老兵的集体哀怨。

何文德是“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的会长。他回忆说：“那时请他们（华侨）回家经过香港时，帮我把信丢到邮筒里，就是这样和家里联络上的。”除了透过与大陆一水之隔的香港，美国、日本也是外省老兵转信的中间站，“大信封里的小信封”，是外省人的共同记忆。

“有家归不得，无处问死生”，是当时老兵们的无奈。毕竟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娇妻美眷无法相伴，“反攻大陆”的声音日渐稀少。老兵们只能自力救济解决问题。当时的电影《老莫的第二个春天》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

老兵老莫“买”了原住民少女玉梅为妻，但年事已长的他无法吸引年轻的玉梅，而正值壮年的瓦斯工人金树则对玉梅产生爱慕之意。老莫有意成全金树与玉梅，但玉梅终以老莫淳朴善良而情归老莫。电影以喜剧收场，但真实生活远比电影惨烈。

原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在去世前不久，写下“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这首题为《望大陆》的诗，正是数十万退伍军人的心声。

国民党安抚无效

长期严守“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三不政策的国民党当局，早年惟恐退伍军人离开台湾，偷偷回到大陆老家，担心他们一去不复返，致使台湾兵员缺额，没有人为国民党打仗，影响到台湾当局的“安全”。

因此，以严刑峻法禁止退伍军人返回大陆家乡，长期以来始终是国民党当局牢不可破的基本政策。最早，蒋介石担心假如不妥善安置退伍军人，恐怕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会影响国民党的统治基础。

在蒋介石的命令之下，成立了“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辅导会成立初期，当局还争取了不少美国军援经费，投入相关设施和工作项目。

闻名海内外的台北“荣民总医院”就是一个最具体的例证。此外，安置单身老兵的全台各地“荣民之家”，更如同官办的养老院，提供了老兵颐养天年的最佳园地。

但是，不准老兵返乡，长期压抑的结果，终于把老兵积压心底二三十年的怨气，一股脑全发泄出来。中国历朝历代，有哪一个政权，不准自己的人民回家？中国有那么多的独裁君主，纵使再怎么残暴不仁，也不敢禁止黎民百姓回自己故乡。

一个政权竟然能够“划海而治”，不准许人民越雷池一步，禁止人民回故里和亲人团聚，如此的政治局面，亘古未有。

蒋经国是辅导会的创会副主任委员，第一任主委是从来不出头的严家淦。第二任主任委员就是蒋经国。对“荣民弟兄”的安置和照顾，向来是蒋经国自我期许责无旁贷的任务。他曾亲自带领退伍的“荣民弟兄”，修筑台湾著名的中部横贯公路，直到蒋经国正式接班，脍炙人口的台湾“十大经济建设”，犹处处可见退伍老兵流血流汗，老兵为台湾的经济建设与经济奇迹，立下了汗马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