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采访了原西宁市公安局城中区分局预审股长，后调到城中区检察院任检察长的张维城。这位来自江苏扬州的老公安说，凶手的逮捕和预审都是我和治安股的另一个同志进行的。案件起诉到法院后，我刚调到检察院，又要我出庭公诉。我们办案的人认为，杨小民不杀，法律说不过去，民愤也难平！区法院一审，法庭里群情愤慨，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报市委研究，也是死刑。省法院改判死缓，真是不可思议。开始我们义愤填膺，写好了抗诉书。但上面有领导说，改判死缓是省委批准的，抗诉就是抗省委。这顶大帽子一压，作为基层党员干部只得服从，没办法抗诉了。但王家来找我时，我明确说过，你到北京告状，我支持。

我们还采访了已离休的原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兰路远。这位因“右倾”问题当年从公安部下放到青海的干部，坦率地告诉我们：他是1979年底到省高级法院任职的，过去对“二·二七”案怎么讨论的他不知道。但后来了解了案情，知道改判死缓的理由十分荒唐，在1983年严打“回头看”一些重大杀人案件时他是坚决主张改正错误，把杨小民执行死刑的。因为，1983年9月处理的14起“回头看”案件，哪个也没有杨小民的犯罪情节严重恶劣，民愤极大，那14个人都杀了，为什么杨小民又保护下来了？我不说他们是贪赃枉法，但他们是徇私枉法、循情枉法！

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在“二·二七”案件中为杨小民改判死缓出了力有“贡献”的人，后来都得到奖赏。比如省高级法院的院长提升为副省长了，一名审判员提升为省院副院长了，另一名审判员被提拔为海东地区副专员了。相反，那些在案件讨论中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张对杨小民执行死刑的人，有的不断收到威胁、警告或好言劝告的电话，有的则被免职、调离或尽快办手续离休退休了。

我们调阅了大量的文字资料，如会议记录、有关案卷等等，当然这都是通过可靠关系，以别的理由借阅的。在近三个月专题调查中，我们一直防止被人察觉新华社的行动意图。

为了核对一个细节，我们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我们了解到，“二·二七”案发生的当天晚上，凶手之父害怕被害人的家属报复，不敢在自己家里睡觉。他从省委办公厅保卫处拿了一支手枪，躲在省高级法院院长家过夜。2月28日凌晨5时，王强抢救无效死亡，有人立即通知说，现在人已经死了，主任你再躲藏在法院院长家就不合适了。让他“赶快走吧”！当年没有手机，传递信息必须靠有线电话。要证实这件事，只有电话总机接线员能说清楚。于是，我们调查那天晚上值班的接线员。查到这个人名后，又分析了她的身世关系，认定她不属于那张“关系网”。但我们又不能在大白天去找她，尤其要为她保密。于是，在电话中我们冒充她的家乡人，到青海来采购的。家乡有人委托我们给她带了东西要交给她。请她约定在某个傍晚，我们上她家去。后来正是这样采访成功了，核实了这个情节。她说，那晚上值班她好紧张，领导交代过，要保证那两家的线路畅通，随时通话。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为了什么事情，只知道那家的电话几乎未间断过。

青海省长黄静波虽然也是陕西人，但他是刚从广东来上任的，他与青海的陕西老乡不同，在对待“二·二七”案件上他有鲜明的是非，强烈的爱憎，率直的语言。对他的采访，使我们反映此案的信心更大，某些观点更明白准确了。他还提醒我们，重要情节、证据，要死死扣准，文字下判断要确切，不要让人钻空子抓住把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