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两弹”事业开道
从1952年6月，中共中央从抗美援朝战场上调陈赓回国，创办我国第一所高等军事工程技术院校——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起，陈赓就为国防科技现代化发展殚精竭虑。
1954年10月，陈赓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仍兼哈军工院长。9月10日，他随彭德怀和刘伯承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苏参观有原子弹爆炸的实兵对抗演习。演习总结会上，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送给彭德怀一把飞行员投放原子弹的金钥匙，大家争相传看，陈赓看了一眼说：“光给把钥匙，不给原子弹有啥用！”彭德怀立即说：“你是军事工程学院的院长，你可以组织研制嘛！咱们还是自己干吧！”
陈赓参观回国后，就考虑哈军工要着手培养研制导弹、原子弹的人才。他深知国内这方面人才奇缺，曾向周恩来等领导人建议，要争取留美的中国科学家和学生，如钱学森等回国效力。
1955年10月，钱学森回到祖国。陈赓知道后，立即向彭德怀建议，哈军工有懂航空、火箭的专家，也有教学仪器和设备，最好请钱学森去参观一下，再听听他对中国研制火箭的意见。此议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支持。哈军工当时是军事保密单位，地方上也只有省委委员以上才能参观。钱学森到哈尔滨参观东北工业的第二天，陈赓大清早就乘专机赶到哈军工，亲自全程接待钱学森，并在欢迎辞中说：“对于钱先生来说，我们没有什么密要保的。”这使钱学森很感动。
陈赓看到钱学森对小火箭试验台很感兴趣，就试探地问：“钱先生，您看我们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来？”
钱学森很有信心地说：“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
陈赓兴奋地握住钱学森的手说：“钱先生，您说得真好！我就要您这句话。”
后来钱学森回忆说：“我回国搞导弹，第一个跟我说这事的是陈赓大将。”
自此，陈赓开始为研制导弹积极奔走。他立即飞回北京，向彭德怀汇报了钱学森的信心和看法，说得很激动。陈赓又多次和钱学森讨论导弹问题，不久陪同钱学森到北京医院与彭德怀讨论研制导弹需要的人力、物力、设备条件和时间。
1956年2月初，一个周末的下午，叶剑英会见并宴请钱学森夫妇，陈赓也应邀共进晚餐。席间谈话的主题还是导弹，三人越谈兴趣越浓，心情越加迫切。饭菜摆好，陈赓突然说：“今天是星期六，周总理晚上一定在三座门跳舞，吃了饭我们就去找他，请总理亲自抓。”
饭后，三人驱车来到三座门，周总理果然在。一曲刚终，叶剑英就急步走向周总理，汇报刚才谈到的想法。周总理认真听着，频频点头，脸上露出微笑道：“好啊！”说完，走过去握住钱学森的手说：“学森同志，刚才叶帅向我谈了你们的想法，我完全赞同。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请你尽快把你的想法，写成一个书面意见。包括如何组建机构，调配人力，需要些什么条件等等，以便提交中央和军委讨论。”钱学森尽力抑制内心的起伏，只说了两个字“好的”。这就是钱学森《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的由来。
意见书受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1956年3月14日，周总理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直属国防部，尔后任命聂荣臻为主任，钱学森等为委员；不久，中央军委又决定，由航委负责，组建导弹管理局（国防部五局）和导弹研究院（国防部五院，钱学森为院长）。
国防部五院成立后，中国导弹事业正式起步。当时需要解决的最大难题，一是技术力量不足，二是争取苏联技术援助以少走弯路。陈赓为调配五院的技术力量问题，如同几年前创办哈军工那样，倾注了大量心血。中国政府请苏联政府对中国研制现代武器提供技术援助一事，经过整整一年半的商谈，也终于有了松动。
1957年9至10月，聂荣臻副总理率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赴苏谈判，签订《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时，向中央建议，由陈赓和主管原子能方面的宋任穷为副团长，钱学森等为科学顾问。有关原子能、导弹、作战飞机等技术的《协定》签订后，陈赓非常高兴，拉上刘杰一起去看望中国留学生。他们对留学生们说：“好好学习，把在苏联学到的东西变成自己的财富，将来报效祖国，把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搞上去……”台下的留学生们欢呼起来。
1958年5月至7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加强军队建设问题，毛泽东提出了研制、试验核武器的任务。10月，航空工业委员会改组为国防科委，聂荣臻兼主任，陈赓为副主任。
这年秋，陈赓邀请核物理专家钱三强到三座门军委会议室。陈赓说，导弹的事落实了，现在究竟能不能研制原子弹？时间能不能再提早一点？钱三强说：“我们的科技力量还是有的，关键是核反应堆的问题还卡着脖子。”陈赓问：“咱们不是有了反应堆吗？”钱三强答：“那个研究型的反应堆不能搞，要搞浓缩铀的。”陈赓在了解情况后，向中央有关领导人反映，采取措施抓紧浓缩铀工厂的建设和扩散厂技术骨干的培养。
陈赓办事向来快刀斩乱麻，走一步看两步，他已经在为“两弹”研制做各方面的准备了。1958年2月，中央批准在内蒙古和甘肃境内建设综合导弹试验靶场，陈赓病中点将，建议让二十兵团副司令员孙继先到基地当司令员。1958年8月初，陈赓把三兵团参谋长张蕴钰叫到家里，说：“叫你去搞原子弹靶场，这是我推荐的。好好搞，靶场建设好了交给别人，可以吗？”张蕴钰回答：“我服从命令。”张蕴钰成为第一任核试验基地司令员。1959年，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李觉回北京疗养，陈赓去看望他，笑着对他说：“好好休养，过几天部队准备欢送你。”李觉一怔：“是不是要我改行？”陈赓笑而不答。李觉身体复原后，总干部部正式通知他转业，核工业部长宋任穷对他说：“调你来是党中央决定的，准备让你搞原子弹。”
几十年过去了，中国“两弹一星”取得了辉煌成果。
“只有陈赓敢”
陈赓在政治运动中，总是想方设法保护知识分子。
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了“彭、黄”路线，哈军工接到上面文件，让学院停课搞“反右倾”运动。
因病在家休养的陈赓从北京打电话给学院党委负责人刘居英，严肃而亲切地说：“庐山会议批判彭、黄路线是党内的事，可是咱们这个学校非烧到教授们不可。知识分子遇事爱发表意见。这次你就带老教师们出去走上一个月，参观学习各地方的‘大跃进’成就和先进经验，他们有什么意见就出去和你边走边谈吧。出了问题由我负责。”
刘居英立刻组织了高教六级以上近百名老教授组成参观团，亲自带队去吉林长春第一汽车厂、机床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等参观、座谈。不知不觉过了三个星期，刘居英给学院打电话，得知运动高潮已过去，教授参观团才高兴地返回学院。
开始有的教授还迷惑不解，甚至有人埋怨参观活动时间太长，后来才知道陈赓的真实用意。教授们外出参观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也就没有一个被打成“右倾”分子。刘居英坦言：“这是陈赓院长让我这样干的。只有他敢这样，我们不行，别人不敢。”
谈起这事，刘居英回忆说：“陈赓是个很有个性的人。有一次，毛主席召见他。陈赓接到通知立即驱车直奔中南海。警卫不认识他，挡着就是不让进，陈赓好话说尽也无效，一挥手让司机打道回府。毛主席左等右等不见陈赓来，就让人打电话问。陈赓说，我已经去了，中南海的警卫说什么也不让我进去，我只好又回来了。毛主席知道后发了火，让秘书立即去办，以后陈赓到中南海，谁也不准拦。”
还有一件事，也足见陈赓的个性。一个炎热的夏天，毛泽东在延安抗大作报告，忽见台下最前排的陈赓抓耳挠腮，东张西望，然后整衣起立直奔主席台。毛泽东一愣，奇怪地问：“陈赓同志，有何急事？”陈赓不语，伸手拿过台上毛泽东的搪瓷杯，“咕咚咕咚”就喝下去。然后擦嘴、立正、敬礼，报告说：“天太热，借主席一口水喝。现在没事了。”全场顿时哄堂大笑，毛泽东也宽容地笑了。 （李茵编写)
《陈赓传》 《陈赓传》编写组 当代中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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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郑伦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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