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在一起

消息传得很快。第二天，新华社驻会记者找到查全性采访，记者开玩笑说：“查老师，知不知道你昨天扔了个重磅炸弹?”

当我们翻阅到1977年8月7日，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汇编的第9期《科教工作座谈会简报》的那卷档案，共4页，纸张已发黄，约1200字，上面记载查全性当时向小平同志的大胆谏言，成了改变中国上千万高考学子和知青命运的历史性谏言。

小平纳谏振兴教育 当场拍板恢复高考

82岁高龄的查全性教授如今虽已退休在家颐养天年，但他平时的社会事务和学术活动仍然很忙碌，他始终热切地关注着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我们采访时，老人深有感概地说：“自己当年提出恢复高考制度，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只是我当时有机会说几句真话。而我敢于说，主要是觉得当时小平同志亲临会议，说了可能会解决问题。说这话时，我当时心里虽然很激动，但语气还是很平常。”

查全性还说：“去北京参加会议前，我和大部分大学老师一样，对于大学招生现状是不满的。倒不是说大家对工农兵上大学有意见，只是普遍觉得，政府让工农兵上大学的初衷虽然不坏，但是由于入学没有考试，学生的文化程度就没有办法控制。有的学生各个方面挺强，有的就差得很远。由于没有一个分类、分级，同一班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从1972年开始，武汉大学也招了几届学员。那时候，大学生中有程度好一点的，也有程度差一点的。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口号叫做‘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所以当时一切教学安排都得‘就低不就高’――所有的教学工作都是按照文化水平最差的学生来进行的。这样一来，整个大学的教学水平根本就没有办法保证，而且你也没有办法控制，你不知道他什么会，什么不会。有些学生甚至连小学的东西都不会，你要让他不掉队，大家就都得等他，大学因此就变成中学、小学了。”诸如这些情况，许多高校教师与查全性一样都很了解，也十分不满，但又无可奈何。

那次座谈会开始时，查全性等人以为，像邓小平这种身份的领导人，能够在开始和结束时各来一次，顶多再讲几句话，就很不错了。但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会议期间，除了有一个半天小平同志有外事活动，给大家放了半天假。会议的大部分时间，他基本上是听，偶然问一两句关于一些具体事实、或者有―些听不清楚的问题，他不做指导性的发言，或者是希望大家谈哪一方面，他都不说，只是听大家谈，很少插话。这种气氛让大家意识到，邓小平同志很有诚意，他是迫切想解决教育方面的一些实际问题。”查全性补充说：“每天都是邓楠陪他来陪他去，因为小平同志耳朵不太好，所以有些话往往是我们说了以后，再由邓楠在他耳边复述一遍，这样他就可以听得更清楚―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