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会见尼克松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极为尴尬和荒诞的年月。就在几个月前，林彪元帅政变未遂后暴尸他乡的事件，已经向全国百姓公布，但是对国外仍然保密。在报刊上只是将林彪等人笼统地称之为“刘少奇一类的政治骗子”。在今天互联网的时代里，我们绝对无法相信，这种为自己国家保守秘密的最原始的方式，当初居然是极为有效的。原因很简单：这个国度的人民大众与这个星球上的其他族类几乎毫无联系。在北京东郊的三里屯一带，尽管驻扎着极为庞大的外国使团，但这些外国人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和普通中国人接触。当时，偌大的一个中国，像是一个高度封闭的城堡。

我当时就是这个城堡中的一个少年——北京市一所普通中学里的初中一年级学生(文革时期中小学冬季升学)。记得在尼克松来到北京之前，各级领导似乎如临大敌。学校的老师们反复告诉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美国人这回是真的要来了。我们从来就讨厌美国人，但这次是他们找上门来的。不是我们邀请来的，这无疑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但是，据可靠情报，尼克松的随行人员中不少人实际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可掉以轻心。

在尼克松到达的前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各级领导就开始向普通的男女老少们训导如何“不卑不亢”地回答美国人可能提出的“别有用心的阴险问题”，诸如“你们的林副主席哪里去了”、“你们喜欢去美国吗”、“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吗”？

依照上级的指示，在尼克松率领的美国代表团访问北京期间，所有机关、学校等单位要延长正常的学习和工作时间，未经特殊批准，任何人不得在8点钟前下班或放学回家。于是，出现了尼克松的礼宾车队经过北京时大街上空无一人的情景。

尼克松访华的那几天，为了要让美国人看看我们的“市场繁荣和物价稳定”(这是那几年的官方流行词汇)，专门从全国调来了大量的鸡鸭鱼肉蛋菜，堆满了北京商场往日空空的货架。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机会上街采购，所以不可能造成抢购现象。但是尼克松刚离开北京，货架上马上又被腾空了。

在我童年的印象里，尽管当初物质生活非常贫困单调，但每逢我过生日那天，母亲总是要特别做点好吃的东西。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来说，还有什么比生日晚餐更值得期待的事呢？不过，1972年的这个生日，注定要被尼克松的来访无情地扰乱了。

记得那一天北京的天气寒风凛冽，好像到处都是枯树昏鸦。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夜色已经昏黑。我饿着肚子走回到家里时才突然明白，因为同样的上下班规定，爸爸妈妈此刻也还没有回家。那天晚上，我和脖子上挂着钥匙的姐姐一起在楼道的门口等到很晚，直到爸爸妈妈归来。晚餐自然是非常匆忙简单的，一家人已经完全忘记了我的生日。记得那天晚上，我觉得心里很难过，还躺在床上暗自流了眼泪，幼小的心灵里好像受了很多委屈。我把这些怨气本能地发泄到那个来自大洋另一侧的美国总统身上。母亲后来回忆说，她就是在那一天决定要调动到一个离家里近一些的工作单位，因为她实在不忍心再看到我们脖子上挂着钥匙在楼道的门口等待她回家时的样子。

一位当年红得像影视明星一样的外交部礼宾译员章含之在她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七天。北京的冬天很冷，但是没有人感受到寒意。”这句话固然富有诗意，但有些华而不实。其实，对于大多数中国的普通人而言。尼克松的到来，其实倒是使本来就高度禁闭的社会增添了更多的紧张和恐惧。他们如同一群本来还可以有限度地外出吃草的羊群，此刻要被服服帖帖地圈在栏杆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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