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上述记载，可以了解褚英一生的基本情况，即军功累累，立为嗣子，执掌国政，争夺汗权，对父不满，被父斩杀。

第一，褚英对女真国的创立与扩展，建立了功勋。老档一开始就讲到，努尔哈赤自思，“若无诸子”，就不能聚成大国，执掌金政。这里明白无误地表述了努尔哈赤的建国兴邦，是与诸子征战效劳分不开的，尤其是褚英最早出征，屡败敌军，功勋尤著。

第二，褚英被立为嗣子，助父执政。《清太宗实录》等书皆说，“太祖初未尝有必成帝业之心，亦未尝定建储继位之议”，为皇太极理应继位为汗埋下伏笔，但是，上述老档的记录，有力地证明了《清实录》的说法是错误的，与历史实际相距颇远。其一，老档明确写道，努尔哈赤考虑到，“吾若举用长子，专主大国，执掌大政，彼将弃其褊狭之心，为心大公乎！遂命阿尔哈图图门执政”。一则让褚英“专主大国”，再则让他“执掌大政”，三则“遂命阿尔哈图图门执政”，可见褚英确系被汗父立为执政者。其二，褚英这个“秉政长子”对诸弟说，“吾即汗位后，将惩治违命的弟贝勒和各大臣”。努尔哈赤斥责褚英过错时也说，“委政”于褚英，是让他逐渐树立威信，以便部众“始肯听汝执政”。这都表明，褚英已被汗父立为嗣子，将来汗父死后，他就要继位为汗。

第三，褚英与汗父和四个兄弟激烈争夺统治大权。老档说褚英个性褊狭，故虐待四弟和五大臣，其实，这不是什么心胸狭窄的问题，而是褚英与汗父、四弟争夺军国大权。所谓四弟，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和皇太极，都是有权有势的贝勒，他们辖有大批人丁兵将，多次领军出征，甚为汗父宠爱，是聪睿恭敬汗“爱如心肝之四子”。努尔哈赤除掉亲弟舒尔哈齐以后，各旗皆为其所有，他将一些旗和牛录分赐予子侄，使其承受专主，让他们成为牛录之主固山之主。

但是，努尔哈赤握有最高所有权，他可以赐予子侄，也可以调换牛录，还可以收回。他这个聪睿恭敬汗是全国之主，是各旗之主，有权惩治或擢升各贝勒台吉。褚英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权力没有汗父那样大。褚英奉父之命执政，本身又是大福金所生的“皇长子”和汗位的继承人，亲辖部众五千户，一再领军出征，立有军功。因此，他可以“折磨”四个弟贝勒，“使其苦恼”，但他毕竟是四弟的同辈，原来都是并肩而行的贝勒，现在一跃而为执政之人，摆架子，耍威风，这些贵为固山之主，亲为汗之心肝的四个贝勒，很难心服。而且褚英还只是奉命执政，还只是继承汗位的嗣子，而不是真正的女真国汗，没有汗父努尔哈赤那样大的权力，不能支配其他弟弟拥有的牛录和固山。老档说，汗父死后，褚英将不赐赍财帛马匹与弟弟，他即位后要杀与其成仇的弟贝勒和大臣，这正表明此时褚英还没有这个权，既不能籍没汗父已经赐予兄弟的财物(实际上也包括部众兵将)，又无权赏赐财帛人丁与弟贝勒和大臣，因为他只是一旗之主，还不是全国之主，没有那样多的人畜财帛，而且他还不能诛杀违命的贝勒大臣，汗父没有把这个权交给他。

正因为是这样的局面，所以，褚英虽然可以“折磨”弟贝勒，而弟贝勒却不心服，反而联合上告汗父。如果是努尔哈赤这样行事，他们怎敢违命！他们怎敢上告！上有全国之主的汗父努尔哈赤，下有势力强大的四个弟贝勒，还有汗父亲自擢用的亲信五大臣，褚英的位子很难坐稳，统治权力受到了很大限制。褚英要想牢固掌握军国大权，万无一失地继承汗位，就必须限制、打击四兄弟和五大臣，这样一来也就可以架空汗父，逐渐掌握全部权力，而这一点，正是四个贝勒和五大臣不能接受的。因此，褚英的褊狭和虐待，四弟、五大臣的联合上告，实质上是褚英与汗父争权，与四弟争权，这是一场争夺汗权、削弱旗主权力与反夺权、反限制的激烈的政治斗争。

第四，褚英心怀不满，被父斩杀。四弟、五大臣上诉于汗，控告褚英的虐待及封锁消息，不让他们将褚英的所作所为向汗报告。努尔哈赤从万历十一年(1587)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南征北战三十年，久经政治风霜，好不容易才建立了一个地广人众的强国。他深悉创业的不易，更知晓人心难测和权力角逐的残酷无情，三十来岁的褚英的如此行动和用意，怎能瞒过年过花甲老谋深算的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十分生气，对褚英厉声斥责，严加防备。褚英感到难继汗位，大祸将至，愤怒不平，忧虑万端，死念萌生，作表焚天诅咒汗父、四弟、五大臣，被父发觉，幽禁斩杀，年方三十六岁骁勇善战的广略贝勒，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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