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在延安合影。左起：罗瑞卿、朱德、郭述申、许建国、张文彬

当时对于公安工作的宣传报道，从公安部领导到《光明日报》社领导，是十分重视的。选题、采访（包括记者也参加某个重大案件的预审）、主题思想、谋篇布局等各个具体环节上，都经过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反复研究：怎么符合实际，怎么体现首恶必办、教育挽救绝大多数的政策。稿件写好以后，先是在公安部宣传室逐段斟酌，修改成文，大家都没有异议了，才送到《光明日报》社，再度研究修改，然后才打出小样，送罗瑞卿同志审阅。罗瑞卿同志审阅小样，不是只签个字、划个日期就算完事，而是认真地阅读，他既注重主题思想的发挥，又注重文字表述的恰当，改得较多，甚至标点符号用得不准确的，他也改过来。这样一来，不仅使我本人看熟了罗瑞卿同志那流利的行书，甚至连《光明日报》社的编辑、校对人员，也认识了罗瑞卿同志的行书字体。

有一次，蒋介石在台湾的保密局长毛人凤，经过亲自谈话接见后，派周 宝、林邦者、潘舟弘等一批特务、海匪，组成“刮苍山行动队”，在浙江温州梅沃登陆，妄图建立浙江与台湾之间的所谓“交通船”，对大陆进行捣乱破坏。这伙特务被我边防军民一举抓获。我和公安部的有关同志，是迎着敌人赶赴浙江参加预审的。事后，在宣传室主任陆石、副主任赵明等同志的帮助下，以我的名义写出了《刮苍山行动队爬上海岸以后……》的长篇通讯，报导了此事。这个通讯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群众对我公安机关捕捉特务非常拥护。但也有人说，文章的细节写得太多了，不大像新闻通讯，有文艺作品的味道。我把这些意见告诉了陆石同志。陆石后来对我说，罗瑞卿同志就不同意这个意见。罗瑞卿同志说，难道文章非要写得干巴巴的才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