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苏“特使”维也纳相会

路易斯第一次台湾之行结束返回莫斯科后，由于苏共内部许多人反对，所以联台之事 “曾一再搁置”。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战争之后，苏联重新考虑联台，加紧拉拢台湾。在3月苏共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分别代表“元老派”和“少壮派”的贝里舍、谢里宾公开鼓吹与台湾合作，他们就此提出的5项建议得到了“有条件的支持”，即；1毛制度有崩溃及内战可能，苏联与台湾合作且极有希望。2双方合作基础可用有条件或密约规定之。双方协议在毛崩溃后，成立一个国民党与新组织之共产党合作之联合政府。3新的中国国家制度，不一定要使用共产党名称，但须符合社会经济进步之条件。故在相当时期内，容许一个两党之“人民民主国家制度”。4国共联合政府仅属过渡性制裁，苏联对于职合政府之援助，不仅于新中国共产党；惟因该新中国共产党需要相当长时间，始能在社会、政治方面发展成一个具有力量之亲苏党派，固苏联必须先与中国国民党合作。5美国的远东政策，为莫斯科与台北接近之最大障碍。

1969年5月初路易斯再资助肩负沟通台湾高层的使命，几次从罗马打电话给台湾的魏景蒙，要求双方在上次会谈的基础上进一步商讨合作事宜。路易斯提出从台湾驻罗马“大使馆”取得签证，再次赴台北，显得很急迫。台湾当局出于保密等方面的考虑，描绘此要求。最后双方商定并经蒋经国批准，台湾派出魏景蒙为“特使”去维也纳会晤路易斯。魏此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使对方“以具体措词谈如何合作，以及应采何种步骤推翻毛政权”。

对此，台湾最高当局十分重视，蒋介石不仅对魏景蒙之行有关细节(如所经国家、不带中文文件、所带文件用后销毁、与路易斯对答技巧、下次会谈地点等)作出了安排。而且亲自批示会谈5点原则：1中国大陆毛政权仍然存在，已经危害了甲乙双方的基本利益(甲：中国，乙：苏联)，如再令其继续发展必成更恶的劣的后果，此点即为甲乙双方合作之基础。2有过合作之办法，首先应以双方如何共同推翻毛政权，以及推翻后甲乙双方应采取之政策为先决条件，故商讨各种办法之前必先决定政策。3甲乙共同推翻毛政权，可得到国内朝野及大陆人民之谅解。但决不能采取在历史上已经失败并因此而造成甲乙双方极大之祸患，即所谓国共合作之政策。任何以共产党名义号召之举，不独遭到中国人民之恐惧、痛恨，就是毛共组织内之反毛分子亦将起而抵抗，此对乙方亦为绝对有害而不利的。当年乙方如能遵照中苏友好条约，支持蒋委员长领导之国民政府谋得统一，则决不致形成今日对甲乙双方共同这祸患。4甲方为吸收毛政权内各部门之反毛分子之政策，在政治上以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之下采取反毛救国联合阵线，其在全国各党派中成员之一参加共同讨毛复国之战争。5 至于甲乙双方之基本问题如边疆、经济、外交等，应作为今后商谈之主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