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火灾后的人间暖意:哀伤不是隐忍,而是“你的悲伤就是我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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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火灾后的人间暖意:哀伤不是隐忍,而是“你的悲伤就是我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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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生命走向终点,我们如何有尊严地告别?当灾难撕裂社会,我们如何集体疗愈创伤?

景军,清华大学医学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过去7年,景军和团队走访全国各地多家医院、安宁疗护机构与养老院,对话逝者亲友与医务人员,累计收集400余份、百万字临终死亡叙事,深耕 “我们如何老去、如何离去” 这一终极命题。

11.26香港大埔火灾引发全社会对灾难死亡、创伤疗愈的关注,《问答神州》专访景军,他将结合自身研究与亲身经历,拆解死亡背后的核心议题。凤凰卫视中文台12月8日晚20:30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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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火灾后的人间暖意

藏着直面痛苦的勇气

截止2025年12月5日,11·26香港大埔火灾事故造成159人遇难,约30名市民失联,目前所有伤者均已脱离危险期。

吴小莉:最近香港宏福苑的火灾,是香港社会近80年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火灾。怎么样让逝者更有尊严、让生存的人能够解下心里的包袱?

景军: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时,那天我住在一个酒店的28层,在深圳,我觉得挺害怕的。我们在谈这件事情时,“给予这些死者尊严”其实有些遥远,我们不要在处理时再给伤疤上抹上一层盐,就不错了,但是我觉得香港处理得还不错了。

吴小莉:你觉得在过程中,怎么样能够减少或者避免在伤口上再撒盐?

景军:香港在我理解中还是一个比较多元的社会,这次有很多的社会组织参加。我看到一个父亲带着两个孩子,一个12岁、一个10岁,星期六、星期天连续两天,他们在网上收集了毛绒玩具,分发给因受到惊吓不敢睡觉的孩子。我就在想这个父亲简直太伟大了,他承认自己是抑郁症患者,他能够让两个孩子去看一个悲惨事件的后果,教育孩子能够真正认识人的生命,认识悲剧的可能性,同时通过这件事情培养孩子的悲悯情怀,我觉得这个父亲是了不起的。

吴小莉:其实香港公民社会的力量是很强的,但像你说的,要勇敢地面对这样大型的悲剧,其实是要勇气的,你做过社会记忆研究,你觉得记忆研究能够帮助大家承认和疗愈创伤。

景军:首先我觉得,我们如果失去了一个历史记忆、社会记忆的话,那我们人之为人的可能性就几乎没有了。面对死亡、面对悲痛,我们还是应该承认这种痛苦是存在的,这种悲哀是一定会发生的。比如说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人的哀伤是缓不过来的,实际上可以有一些办法去帮助他们,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哀伤的抚慰、哀伤的辅导是特别缺乏的,甚至我们的家人也不会安慰其他的家人。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对哀伤多是隐忍,就是要把这事情忍下来,我们不善于言语这件事情。

吴小莉:所以你觉得隐忍其实是不能够解决哀伤的沉重压力,反而是直面它,然后有更多的协助、更多的舒缓,才能够真正过去。

景军:比如说我们在疫情期间,有很多人走的非常急,很多火葬场需要排队,没法做以往的仪式。造成两种心里的不安顿,一个是死者,我觉得他没有安顿,他没有得到一个适当的礼仪;于生者来说,就更不安顿,看着自己的亲人匆匆忙忙送到火化炉里,这个仪式就是20分钟,整个都是匆匆忙忙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有一个学生,她发现在网上有一批专门做缝纫的中年妇女,从很多家庭里收来一些逝者的衣服,把这些衣服做成小熊又给他们寄回去,成为追思自己亲人的一个物质性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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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个世界出现苦难的时候

人们的直觉还是我要伸手帮助

吴小莉:你曾经说过,死亡是不公平的,也是要社会检验的,为什么说死亡是不公平的?社会需要检视什么?

景军:死亡是不公平的,其实可以从很多意义上来解释。比如说到了临终时,有的家庭或者当事人选择退出医疗,可能由于经费问题,或者不想给家人添更多的麻烦,子女负担的考虑,他就不愿意继续在医院里治疗,所以死亡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

香港这件事情我就不敢随意地去讲,我就在想香港什么样的人住在别墅?什么样的人住在高楼?什么样的人住在六七层的公寓,而不是三四十层的公寓,这里一定是有阶级差异的。

吴小莉:像宏福苑是一个居屋,1983年建设的,居屋是香港政府给一些中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的香港市民建设的,用抽签或申请的方式获得购买权。而且8栋楼里,有7栋是烧毁的,这其实是很让人触目惊心的。

景军:现在各种讨论很多,比如说易燃物是怎么回事,装修的时候是不是居民应该撤离,每一个楼都应该有特定的防火源,在这种情况有很多技术性的问题。

吴小莉:这就是你说的可以做社会检视的事情。

景军:对。我觉得香港政府也好,香港社会也好,都会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反思,我不认为香港人会被这个事件压倒,不会的。

吴小莉:这个事情发生后,全香港都动员起来了,政府、社会、个人、企业、社团、社区自发地去帮助大家,就是那种协力的作用,是不是会对社会包括受灾者能够有更多的抚慰?

景军:这十来年,我一直在研究我们将如何老去和我们将如何离去的问题,我就越发觉得每一个死亡事件,或者一个人死亡的过程,都能让我们对世界或者对社会有一层新的理解,那这个新的理解就是我们对人类悲悯情怀的理解。

你去看这次,有48万人在支付宝上捐钱,香港人加起来在一周之内捐了9个亿港币,香港政府拿出来3个亿港币,一共这个援助基金是12个亿港币,一周之内完成了12个亿港币,在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我们从这个数字中,能够感受到人们并没有变得怀疑世界,就是当这个世界出现苦难的时候,人们的直觉还是我要伸手帮助,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

截至2025年12月7日,“大埔宏福苑捐助基金”总额达33亿港币,全面用于居民生活支援和家园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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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疗护医院为何难生存?

吴小莉:死亡是一个归途。你在开始研究时是2019年,当时你60多岁。在研究这个议题之前,你的生死观是什么?

景军:别问我这个,害怕,这个题目原来想都没想过。2019年11月底的时候,我在清华人文讲堂做过一个叫《我们将如何老去》的报告,那会儿我们已经做过了五年研究,讲的是养老问题。在疫情期间我的母亲去世了,她是内科大夫,她说我不愿意去医院,怕死了看不见孩子们。

吴小莉:而且母亲在家里疗护的品质也没办法那么高,因为你们不够专业。

景军:当然,因为我妈那会儿已经说不出话了,我问她,我给你送到一家比较好的安宁疗护医院,每天有两个人在你身边,我妈就拿手一掐我,表示同意住院。

吴小莉:你说母亲最终还是完成了她干干净净的心愿,因为你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安宁疗护医院。但你也担心这个疗护医院会办不下去,为什么?

景军:它已经办不下去了。经济是一个原因,如果它是暴利的,一定会被支持下去,但还不仅因为这个。做临终关怀的医生被称为死亡的医生,儿科、妇科等,是叫做生命的医生,起死回生的医生才是最英雄,安安静静送一个人走,他觉得不算什么,技术没有那么高深,也发表不了什么文章,也没有重大的科学发现。医院应该是一个融合体,有对经济、人道、社会、还有文化的考虑。

我们国家从2017年开始实行安宁疗护,让我感触比较深的就是当一个国家有上层决定后,在草根里有共识,大家是能行动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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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怕担责 子女怕不孝

如何有尊严地离去?

吴小莉:你说你朋友的例子特别典型,他父亲已经说不要做侵入式治疗,但最终兄弟两人还是决定要插管。

景军: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很多情况下是后代替上一代人做临终决定。

吴小莉:现在大家的知识程度越来越高,安宁养护也开始进行,都更愿意有尊严地离去,怎么能够保障自己的选择权?

景军:因为这件事不仅仅是政策问题,还是一个文化问题。深圳有预立遗嘱计划,但多年过去只有几百人参与,为什么推不下去呢?因为如果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绝对化的法律,也没有人敢执行。我最近在中山大学讲课的时候,让50个学生填了生前遗嘱。其中有一个大夫来听我的课,关于医疗决策的七个问题,他一个都不填,他说医疗决策有很多可能性,可能死也可能活,心脏复苏可以把你救回来,鼻腔营养也能让你活下来,为什么不用呢?我们作为个人,有什么能力做出非常周全的医学判断呢?这种判断最好还是交给医生去做。但很多家属不同意。

吴小莉:医生也不敢做决定吧。

景军:当然不敢。我问医生为什么你们要这样?他说因为责任问题,如果未来你妈不在了,你天天弄我、告我、折腾我,那我就听你的呗。

很多人也会害怕,安宁疗护是不是一个借口?不愿意给我们治了?是不是把我们放弃了?还有一部分人觉得不拼死拼活地救命是不孝。这都是文化的无奈,生命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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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老人备棺材不忌讳

现代人为何讳莫如深?

吴小莉:以前一些乡村里的老人会给自己早早准备好棺材,每年还刷漆保养,一点都不忌讳,为什么现代人这么忌讳?

景军:我猜想是现代社会里有很多的科学技术,可以让生命不断地延长,如果有延长的机会却得不到延长,我们害怕遗憾。大家问大夫时,大夫也不敢说没办法,都说有一些希望,家属问比例是多少?10%,那也争取,殊不知10%永远输给90%,但我们会为10%去做一切努力。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恐惧和现代性有关系。

我现在通过研究,特别理解过去为什么会找人哭丧,我们的哀伤到一定程度时,是麻木的,需要别人带起来。有一本书,叫《孤独者的忧伤与舞者的灼伤》,讲两个部落,当一个部落里有人去世的时候,另外一个部落的人来跳舞,一边跳舞,一边用火把烧自己,激怒对方部落的人,对方部落的人也拿起火把杵他的身体,第二天会给他一大批礼物,把他送走,意思就是你的悲伤就是我的悲伤。

吴小莉:感同身受。

景军:面对死亡的时候,如果有一套规则就会降解我们很多的恐惧和哀伤。我最近在组织一个《将死亡带回生活》的当代艺术展,有人在看完我们的展览后,说这像一次死亡教育,它没有教我恐惧死亡,而是教我在有爱的能力的时候努力地去爱。

吴小莉:你一直在做死亡研究,也一直呼吁希望能够尊严的死亡,你会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景军:每一个人对死亡的追求是不一样的,我的追求就是希望通过我的研究,要有两种东西,第一要有足够的语言能力去讨论它,第二要有足够的语言空间去伸展这种讨论。面临死亡议题的时候,没有统一性,唯一的统一性是它的复杂性。

制作人:韩烟 编导:李晗 编辑:金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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