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士绅为何推崇“病不延医”？

一

疾病是身体健康的敌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与疾病抗争的过程。所谓，“万物莫不有生，即万物莫不有疾。医所以养其生，治其疾也。”但及至近代，国人对待疾病的治疗态度却不甚积极。1882年的《申报》就登载了一则“病不延医”的故事。文章称福建船政大臣黎兆堂近一年来常常感觉身体不适，夜不能寐，健忘尤甚；最近更是脚背肿痛，心情烦躁。但他向来不喜欢服药，只是吃一些“鹿茸酒、卫生丸”等保健品。直至病情加重，他也“并不延医调治”，反而是派属下去采购“汀州寿板”，自己则是“以花木娱情”，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

曾国藩

实际上，黎兆棠“病不延医”的做法，在当时的士绅阶层中并非特例，而是一种较为普遍的选择。曾国藩就是其中主张“勿药”的典型，他在家书中多次强调不要相信医药，称“治身”应该“以不药二字为药”，保养之法贵在慎饮食、节嗜欲，“断不在多服药”。除了在家书中反复向家人叮嘱以上养身观念外，曾国藩还将之加以总结向同僚好友广而告之。“病不延医”的思想不仅被中国士绅阶层推崇，也为普通民众习以为常。1898年的《申报》就刊载一篇来华西人的见闻称，中国人得病后，“往往不必延医”，只是用一些惯用的草药，或是涂抹，或是饮食；这些都是“里妪邨农”熟悉的治病方法。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对疾病治疗的态度并不积极。在传统中医看来，“大抵患病者，养身为上，服药次之。”近代国人每当出现普通的身体病痛时，往往遵循经验，顺其自然；而不是积极地寻求医生的救治。时人常言，如果得了小病后，完全可以不用服药，可以“听其自病自愈”。因此，“病则听其自然，是亦保身之一法。”

二

近代国人对于一般疾病，多采用“听其自然”的态度，这根源于中国传统的身体构成论，即“人身小天地”的自然身体观。在中国传统的认知中，身体并非仅仅是生理器官的组合，而是一个开放性的动态场域。人身与天地是同一本原、同一运转规律、同一构造，是天地的一个子系统，对外拥有与天地人事相通的潜能。因此，中国古代医家素有明确的“天人相附”之说：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律。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到了西汉，“人身小天地”的说法有了更进一步的阐发。当时的大儒董仲舒即称，“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此种论述，进一步将人身的各个部分与天地时数相比附，再次强化了“天人同构”的思想传统。

概括来讲，在中国传统的人体构成论中，有三个核心的概念：“气”、“阴阳”和“五行”。

“气”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本原。先秦哲学家认为，世界万物皆由“气”化生、孕育而来；“气”是构成世界丰富性、多样性的内在基础。既然世界万物都由“气”化生而来，那么“气”同样是构成人体的元初物质。从中国传统身体构成论来看，“气”是身体的基本元素和动力。身体本为气转合而成，气的盛衰虚实演变成身体各个器官，即所谓“气合而有形，因变而得名”、“各以气命其藏”。

正是受“气”之一元论思想引导，先秦思想家们普遍将“气”视为生命的基础，建构了以“气”为核心的身体生命本质论。《左传》称，天有六气，生发味道、颜色、声音，滋生各种疾病；与之对应的是，人亦有六气，这体现了中国天人同构的人身哲学。如此一来，既然“一气”通天下，气为生命之根本，那么宇宙大天地自然和人身一样，乃有生之物。“气”冲则为“脉”。人身宇宙，“一气”流转，必然气脉互通，人体之气可与宇宙之气混为一体。

“气化身体观”发展到后来就是，身体的构成除了有形的五脏六腑这些身体器官系统外，还有一个独立于现代解剖学意义之外的无形的、虚拟的“气”与“经络”系统。“经络”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形体官窍，沟通上下内外。“经络”系统中，又以“任、督”二脉为重。任督二脉一前一后居于人体的中轴线，医家将其类比为天体、地理的子午线。基于宇宙论的类比想象在古典医学中几乎是随处可见。

中国传统人体构成论的另外一个重要概念，就是“阴阳”。“阴阳”是中国哲学最简朴而又博大的概念，它起源于古人的朴素自然观。当古人观察到自然界中诸如天地、日月、昼夜、寒暑、男女、上下等既对立又相联的现象时，就尝试用“阴阳”这一概念对此进行归纳描述。随后“阴阳”又被抽象指称一切事物的最基本对立关系。如果说“气”是对世界实在性的最高概括的话，那么“阴阳”则是对“气”第二层次的描述。气为万物之本，而气又分阴阳。正是通过对“阴阳”概念的阐述，“气”的内在结构以及生化万物、运动变化等属性的原理才得以具体和准确表达。

于是，当传统哲学和医学以“天人相附”建构身体学说时，阴阳理论就被用来解释身体的生理和心理现象。这就是古代医家所谓的“人生有行，不离阴阳”，“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依据“天人同构”理论，身体内部也可以阴阳划分。即腹为阴，背为阳；腑者为阳，脏者为阴；肝心脾肺肾五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皆为阳。

中国传统身体构成论的第三个重要概念是“五行”。“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五行”与“气”、“阴阳”的关系可以这样来概括：天地本是一气，合则为一，分则为二（阴阳）；天地阴阳之气流行而成“五运”。可见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五行”为一个有机的循环，其自身是气化的表现。五行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天地相感乃生万物。“五行”观念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占有无比重要的地位。“中医”更是以五行配五脏，运用五行说来解释人体的生理功能，解释五脏的特点和内在联系，并以此建构出了以五脏为中心、内外相联的天人合一体系。后经历代医家的衍生和润色，形成了“言阴阳必及五行，言五行必及阴阳”的常理，阴阳、五行与气三者浑然一体，并且阴阳和五行还贯穿了气的流动。

无论是源于自然的阴阳二气，还是由自然元素“金、木水、火、土”所代指的五行，都体现了中国传统的自然身体观。人之“身体”是与自然紧密相连的开放小系统，天地四时与社会时间的变化会引发身体内部生理、心理的变化。“气、阴阳、五行”的概念促成了人身体的形成，身体通过阴阳、五行、气使天地（自然）与人相互感应、相互影响。中国传统中医正是基于这一自然身体观，来展开对疾病的认知。

三

“气”是流动的，因此气的“通”与“不通”成为中医学划分身体是否健康的标准。“气”如果流通顺畅，则身体康健、精神舒爽；如若不然则会导致机体病变。气的升降出入，在自然界外显为生、长、化、收、藏的季节更替，在人则表现为生、长、壮、老、已的生命活动。中医认为“百病皆生于气”，疾病的生、发、变、化与气的生成失常及气的运动失序关系甚切。既然自然界天地阴阳之气的运行变化与人体息息相关，那么时间和方位的变化就会引起“气”的盛衰变化。相应的，人的生理、病理变化也会受到时令、气候乃至地域环境的影响。譬如，《黄帝内经》就认为脉象与四季联动，所谓“春脉如弦”、“夏脉如钩”、“秋脉如浮”、“冬脉如营”。

身体之气与天地之气相互感应，而其活动的机制与天道相仿。气的运动逻辑是阴气上升、阳气下降，且循环不止。气在人体中的运作程式，也是遵循首足上下流动、周而复始的韵律。阴阳作为中国式的宇宙观和社会观的特殊动力，可以解说描述万事万物之生衰。基于此，人体内部也分阴阳，阴阳也可获得形体之外在表现。中国传统中医认为，阴阳的交感以及阴阳的中和、协调化生万物。在此理论支撑下，阴阳便被中国古代医家用以解释人体生理和心理现象。“疾病”也就成为阴阳失调的表现。在具体疾病的诊疗中，中医要求“治病必求于本”，这里的“本”就是“阴阳”，医者应“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比如，在治疗患者时，阴阳偏盛则“损其有余”，阴阳偏弱者则“补其不足”，以此来平衡阴阳，使身体归于康健。

按中医的说法，人体内血气的运行有逆有顺，亦应顺其自然天性。清代名医程国彭在《医学心悟·寒热虚实表里阴阳辨》中言，“病有总要，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而已。”此八字简称两纲六要，其中，阴、阳为总纲，其余六字为六种基本功能形态。八纲辨证交互构成十六目，如表虚寒证、表寒实证等，进而形成庞大的病症分类网络。在此网络中，机体的病变及相关的诊疗虽千差万别，但总归是统于两纲六要，不同的病症不过是在阴阳大论下的辨证施治罢了，所谓“和气之方，必通阴阳”。

及至晚清，传统中医所持的自然环境变化深刻影响人体健康的认知，仍占主导地位。1879年《申报》所载的《防病说》一文即认为，人之所以生病，同自然环境的变化密不可分。气运有变，所以阴阳失调，疾病遂起。不同季节会产生不同疾病，“春伤于风，夏伤于暑，秋伤于湿，冬伤于寒，四时之气，更伤五脏。”因此，夏季之病须着意于清暑化湿，秋季则要以滋养濡润为主。在曾国藩的家书中，他就将道光二十五年夏季潮热的天气作为自己癣症病发的原因之一，在家信中陈述此“盖本因血热耐起，适当郁蒸天气而发”。与此相类，1895年《申报》所载《保身篇》一文同样称，“今年入夏以后，天气太凉，近交中伏，暑气骤蒸，坐是致病。”

可见，近代国人对疾病的认知，仍然秉承了中国传统的病理知识。《申报》1886年所刊的《医学考试论》一文即在探讨疾病生成时称，“气有阴阳，时有寒暖。六气传递于四时，五运纵横于上下。杳不问其所之，人或触之即病。”这无疑是对中国传统的“气、阴阳、五行”致病理论的再次重申。1900年《申报》刊载的《重医学议》一文亦称，“夫人受天地之气以生，负阴而抱阳，食味而被色外，则寒暑燥湿之互感，内则喜怒哀乐之交侵，相荡相摩表裏受损，一旦猝发而疾病起焉。”甚至直到清末新政，中国传统疾病观仍占有很强的地位。1903年《申报》所载《兴医学说》一文仍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阴阳，寒暑之交，侵饮食起，居之不慎，偶或失于调卫，疾病即因之起焉，既为二竖所崇矣。”

随着“人身小天地”的自然身体观的普及和深入人心，近代国人在对待身体健康时，多采取保养、预防的态度，遵循“顺时应气”的养性之道。时至今日，“顺气养生”依然是国人较为推崇的生活方式。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仍以极大的韧性，不断进行着自我的更新和发展，及至当下，仍然焕发着勃勃生机，彰显着时代价值。